47楼207 [3]
。”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别优势，早都找到好主儿了你还做什么骚梦呢！”
“咱们男生也可以发扬点优势啊，比如娶了人事处长的小令爱。”
“真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发泄归发泄，车轴轳可不闲着。终于有捧回合同的了，什么耗子药加工厂，什么立
特灵信息报号外版，什么野鸡大学的凤雏分院，总之是北京户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
无路的，一天天衣带渐宽，团支部不得不采取监护措施，以防意外。
霹雳一声春雷响，国家机关可以进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几个坐以待
毙的摇身一晃，就进了大衙门口。这可把野鸡们气坏了，老子跑了千山万水，换来的好
政策，却叫你们坐享了。
于是点灯熬油滚论文。打印、答辩。然后捆行李，喝酒，借着酒劲儿嚎出几串从不
轻弹的浊泪。一点人数，除了老婆在外地自愿离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于是离校、报
到，一晃，都成了国家干部。互相一打电话，都不错。本来就打了保票嘛：保证每人都
有一个工作岗位。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
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
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
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
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
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
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
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
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
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
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
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
—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
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
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
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
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
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
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
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
“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
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
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
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
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
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
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
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
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
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
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
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
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
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
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
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
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
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
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
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
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
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
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
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
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
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
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
“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
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
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
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
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
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
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
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
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
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
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
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
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
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
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
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
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
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
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
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
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
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
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
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
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
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
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
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
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
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别优势，早都找到好主儿了你还做什么骚梦呢！”
“咱们男生也可以发扬点优势啊，比如娶了人事处长的小令爱。”
“真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发泄归发泄，车轴轳可不闲着。终于有捧回合同的了，什么耗子药加工厂，什么立
特灵信息报号外版，什么野鸡大学的凤雏分院，总之是北京户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
无路的，一天天衣带渐宽，团支部不得不采取监护措施，以防意外。
霹雳一声春雷响，国家机关可以进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几个坐以待
毙的摇身一晃，就进了大衙门口。这可把野鸡们气坏了，老子跑了千山万水，换来的好
政策，却叫你们坐享了。
于是点灯熬油滚论文。打印、答辩。然后捆行李，喝酒，借着酒劲儿嚎出几串从不
轻弹的浊泪。一点人数，除了老婆在外地自愿离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于是离校、报
到，一晃，都成了国家干部。互相一打电话，都不错。本来就打了保票嘛：保证每人都
有一个工作岗位。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
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
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
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
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
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
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
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
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
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
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
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
—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
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
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
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
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
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
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
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
“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
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
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
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
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
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
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
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
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
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
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
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
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
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
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
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
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
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
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
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
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
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
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
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
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
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
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
“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
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
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
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
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
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
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
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
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
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
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
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
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
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
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
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
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
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
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
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
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
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
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
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
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
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
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
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
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
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