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那点事 [36]
所以我得吃了你。东莞政府的“禁猪令”，以养猪污染环境的理由，对于不会申辩的猪来说，与寓言中的那头小羊一样，除了认命，是没有资格抗争的。
当今年猪肉猛涨，百姓喊吃不起的时候，我还替猪长了一会志气。毕竟今年是猪年，好不容易熬到本命年，抬高一点身价以壮猪威，也算是猪之常情。从今年大家积极造人的主动性来看，猪年造出一个“猪宝宝”，是很多新婚夫妇的最高目标。所以一进入2007年，不少人对猪就寄予了厚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猪在今年的本命年是备受抬举的，不但身价像一些突然走红的明星一样，行情不断看涨，而且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都在为猪价问题积极出谋划策。可能是乐极生悲吧，不但连猪们没想到，就连很多人也没想到，东莞政府的一道“禁猪令”，终结了猪们2007年在东莞的幸福生活，而且还可能被诛灭九族，赶尽杀绝。
我得承认，我不是素食主义者，猪肉带给咱的口福，让我不得不对猪的命运和前途，开始在东莞的“禁猪令”下担忧起来。东莞政府的“禁猪令”是否损害了养猪户的利益，咱没法做出判断，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那就是“禁猪令”侮辱了猪。把城市环境污染归罪到猪身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古语讲，士可杀不可辱。同样，猪可杀不可辱，人之过错，何必加害与猪身上？我替咱们这些高级肉食动物对猪讲句公道话，一是感谢猪给咱们提供的餐桌美味，二则是对“东莞猪”的一点声援。本来，城市环境日益恶劣，每个人都有切肤的感受，究竟是猪污染了环境还是人污染了环境，其实是无需争辩的。按照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理由推论，那些重污染的化工厂、砖窑厂早就该关门了，至少也得赶出东莞的地盘。对我们这些没有环保常识的门外汉，打死我们也不会相信70多万头猪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会超过那些污染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即便是养猪污染了城市环境，与工业污染相比，也还不至于因噎废食，对猪下此禁令吧？
猪肉系百姓生活必需品。如果全国各地的城市积极效仿东莞，掀起对猪的“革命运动”，谁敢保证明年甚至以后的猪价会贵过人的身价？而且，深层次的问题是，“禁猪令”是在解决民生问题还是在解决个人政绩问题，确实值得考量。《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显然，东莞“禁猪令”与中央政策、规定是相违背的。
其实，对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真实意图，用东莞市市长的话说：“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这是实话，一语道破天机。但养猪事关民生问题，东莞政府一纸禁令，居然打的是“GDP小算盘”，这多少折射出政府政令的浮躁和对民生问题的寡淡。尽管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不断解释说，“禁猪令”是东莞市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暂时不会做出改变，但依然无法消解老百姓心中的疑团，偌大一个东莞城市，居然容不下一头猪？这是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让人心中充满疑虑。
更大的疑虑是，“东莞猪”命运已经是无可逆转，不管是否是拍脑袋的决策，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无法改变东莞最后一头猪的命运。所以我只能指着猪年最后的尾巴，骂一句：你以为你是一头猪，就可以纵横城市间，恣意破坏我们伟大的环保事业？
你真是一头猪啊！
2007年12月9日夜屈默于广州
“三成人买得起房”是个伪命题
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这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前段时间在福州的一次房地产高峰论坛上的一番“高论”。
我之所以认为是高论，一则是这位陈主任位居高位，在建设部任职，二则是这位陈主任既然在建设部搞政策研究，那至少应该是房地产研究专家。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理由的相信，陈主任的这番“高论”，应该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而已。问题的关键是，陈主任“三成人买得起房”的定论，恰恰说明有70％的城镇居民买不起房！既然绝大多数都买起房，建设部官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又从而来？如果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真凭实据，我们虽不能当陈主任的“高论”是睁起眼睛说瞎话，不太拿咱老百姓当回事，但至少陈主任回避了目前七成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实问题，陷入为人人喊打的房地产市场歌功颂德的嫌疑。即便是陈主任列举的20年前和10年前买得起房的理论数据，对于没改革之前的3‰这样一个数字，也是没有任何参照意义的。
从另一个层面讲，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会为住房发愁，即使是住房条件差点，但至少不会为住房问题忧心忡忡，甚至倾其一生所有，为房所困。当下最现实的问题，房价虚高，已经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正常承受力，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基本事实。去年两会期间，房价过高成为代表们集体讨论的焦点。这至少表达了一种现实百姓的真实民意诉求。居者有其屋，一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乌托邦和美好愿望。但“房奴”的大量涌现，把这一美好理想击得支离破碎。被称为新“土地革命”的房地产业，为推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革命”之后，却是房价的节节飙升。房奴是褒义还是贬抑，房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奴的出现，折射出了房价无休止的上涨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不少专家尖锐的指出，房地产是一个怪胎，是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一个行业。
所以陈主任“城镇居民能买得起房的人20年里增长了100倍”的高论，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单说辞。请问“买得起房”是个什么概念？是轻松买得起还是吭哧吭哧靠当十年二十年“房奴”才能买得起？对于房地产购买力问题，经济学界有一个通用的测定标准：一般而言，住房消费应当在30％以下，如果住房消费支出超过了30％，那么通常认为这个家庭就不具有住房的支付能力。据《中国青年报》曾经做的一份调查表明，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者，他们不仅要透支几十年的收入，还要透支再教育、投资或者创业的机会和上升的路径。事实上，目前诸多统计数据显示，房价仍维系着一个只涨不跌的神话，更重要的是，房价已经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和实际承受能力。从经济学界权威的测定标准来看，城市新名词“房奴”的大量出现，绝对是对陈主任“高论”的一个莫大讽刺。
房地产市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是房价高企，老百姓无力承受，另一方面却是房地产市场不断火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撰文指出：有些人是为改善住房条件而购房的，至于有能力购买几套房子或购买别墅毫宅者，多半是有特殊收入的公众人物，要么就是有灰色收入者或贪赃枉法者。成先生说：如果以买房者众多，就得出中国的住房购买力强大的结论，那就遭殃了。开发商们更会有恃无恐地将房价涨上去，政府税金就会加倍征收，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来看，“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比例即便是成立，相对于还有七成老百姓买不起房的事实，这个比例依然是低得可怜。
事实上，目前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房价上涨过快、投机严重、市场欺诈、资源浪费等问题都很严重，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所谓的专家已沦为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如果仅仅把“30％居民买得起房”当作成绩的话，那么显然，陈主任的“高论”不但不会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更不会让老百姓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充满信心，反而还会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悲观.
2008年2月25日屈默于广州
《商道》约稿文章
兽性与人性
曾经在《焦点》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醉法官溺死无辜儿童内幕大曝光》，心里着实像吞了一只苍蝇般难受，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压抑。
天真活泼的小米勇无缘无故的死了，死在一个叫做张永强的法官手里。善良的人们永远也无法把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凶手与一名主持正义公道的人民法官联系在一起，即使发挥最富有创意的想象。然而，这却是真的。山东枣庄市山亭区的人民法官张永强，亲手溺死了无辜的小米勇。这无法令人相信，更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让我怀疑张永强这个充满兽性的家伙竟然是一个法官！那还能叫做人民法官么？可怜的小米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头戴庄严大沿帽的法官是一伙比狼还凶残的“外婆”，童话中“狼外婆”还需要伪装一下，可这以张永强为首的四个法官在一个弱小的孩子面前赤裸地暴露出可怖的兽性。难怪那个当时被吓跑的目击者——一个正在湖边洗衣服的女青年目睹张永强之流张扬的兽性，留下了一句现场评语：“这哪里像什么人民法官，简直是一群流氓！”如果张永强之流在洗衣女青年面前“扒光衣服式”的表演，准确地定位为流氓、无赖的话，那么在溺死小米勇的过程中，张永强之流人性就已经丧失殆尽了，堕落为禽兽。小米勇的哥哥小米新磕破额头撕心裂肺的哭喊不能打动张永强之流早已泯灭的人性，小米勇父亲的眼泪和磕头哀求依然唤不醒兽性的良知。
可悲啊！人心冷酷、麻木到如此地步的张永强之流，是如何混到司法队伍中去的？又是如何混到一个人民法官的位置？还有那个事后到出事地点的吴副院长，竟也冷酷得可以，荒唐得离谱，居然对围观的群众“勃然大怒”：“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此轻视生命，如此的蔑视法律，令人发指，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正因有如此的法院吴副院长，才有如此兽性的张永强之流的法庭副庭长，敢面对愤怒的人群依然蛮横，依然张狂地发出无赖、流氓之类的狂言：“等着，等着瞧”。是的，人们一定会等着瞧的，等着正义的最后审判，只是这一过程来得太复杂太缓慢了，因为张永强之流的背后还有许多可怕的魔手在妨碍着司法的公正。正义的申张，须斩断这些悬在人民头上的魔手，而这一等待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小米勇事件再次触痛了人们善良的心，人们也再一次呼唤纯洁司法队伍，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把张永强之流充满兽性的司法败类永远地
当今年猪肉猛涨，百姓喊吃不起的时候，我还替猪长了一会志气。毕竟今年是猪年，好不容易熬到本命年，抬高一点身价以壮猪威，也算是猪之常情。从今年大家积极造人的主动性来看，猪年造出一个“猪宝宝”，是很多新婚夫妇的最高目标。所以一进入2007年，不少人对猪就寄予了厚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猪在今年的本命年是备受抬举的，不但身价像一些突然走红的明星一样，行情不断看涨，而且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都在为猪价问题积极出谋划策。可能是乐极生悲吧，不但连猪们没想到，就连很多人也没想到，东莞政府的一道“禁猪令”，终结了猪们2007年在东莞的幸福生活，而且还可能被诛灭九族，赶尽杀绝。
我得承认，我不是素食主义者，猪肉带给咱的口福，让我不得不对猪的命运和前途，开始在东莞的“禁猪令”下担忧起来。东莞政府的“禁猪令”是否损害了养猪户的利益，咱没法做出判断，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那就是“禁猪令”侮辱了猪。把城市环境污染归罪到猪身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古语讲，士可杀不可辱。同样，猪可杀不可辱，人之过错，何必加害与猪身上？我替咱们这些高级肉食动物对猪讲句公道话，一是感谢猪给咱们提供的餐桌美味，二则是对“东莞猪”的一点声援。本来，城市环境日益恶劣，每个人都有切肤的感受，究竟是猪污染了环境还是人污染了环境，其实是无需争辩的。按照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理由推论，那些重污染的化工厂、砖窑厂早就该关门了，至少也得赶出东莞的地盘。对我们这些没有环保常识的门外汉，打死我们也不会相信70多万头猪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会超过那些污染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即便是养猪污染了城市环境，与工业污染相比，也还不至于因噎废食，对猪下此禁令吧？
猪肉系百姓生活必需品。如果全国各地的城市积极效仿东莞，掀起对猪的“革命运动”，谁敢保证明年甚至以后的猪价会贵过人的身价？而且，深层次的问题是，“禁猪令”是在解决民生问题还是在解决个人政绩问题，确实值得考量。《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显然，东莞“禁猪令”与中央政策、规定是相违背的。
其实，对东莞政府“禁猪令”的真实意图，用东莞市市长的话说：“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这是实话，一语道破天机。但养猪事关民生问题，东莞政府一纸禁令，居然打的是“GDP小算盘”，这多少折射出政府政令的浮躁和对民生问题的寡淡。尽管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不断解释说，“禁猪令”是东莞市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暂时不会做出改变，但依然无法消解老百姓心中的疑团，偌大一个东莞城市，居然容不下一头猪？这是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让人心中充满疑虑。
更大的疑虑是，“东莞猪”命运已经是无可逆转，不管是否是拍脑袋的决策，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无法改变东莞最后一头猪的命运。所以我只能指着猪年最后的尾巴，骂一句：你以为你是一头猪，就可以纵横城市间，恣意破坏我们伟大的环保事业？
你真是一头猪啊！
2007年12月9日夜屈默于广州
“三成人买得起房”是个伪命题
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这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前段时间在福州的一次房地产高峰论坛上的一番“高论”。
我之所以认为是高论，一则是这位陈主任位居高位，在建设部任职，二则是这位陈主任既然在建设部搞政策研究，那至少应该是房地产研究专家。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理由的相信，陈主任的这番“高论”，应该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而已。问题的关键是，陈主任“三成人买得起房”的定论，恰恰说明有70％的城镇居民买不起房！既然绝大多数都买起房，建设部官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又从而来？如果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真凭实据，我们虽不能当陈主任的“高论”是睁起眼睛说瞎话，不太拿咱老百姓当回事，但至少陈主任回避了目前七成老百姓买不起房的现实问题，陷入为人人喊打的房地产市场歌功颂德的嫌疑。即便是陈主任列举的20年前和10年前买得起房的理论数据，对于没改革之前的3‰这样一个数字，也是没有任何参照意义的。
从另一个层面讲，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会为住房发愁，即使是住房条件差点，但至少不会为住房问题忧心忡忡，甚至倾其一生所有，为房所困。当下最现实的问题，房价虚高，已经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正常承受力，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基本事实。去年两会期间，房价过高成为代表们集体讨论的焦点。这至少表达了一种现实百姓的真实民意诉求。居者有其屋，一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乌托邦和美好愿望。但“房奴”的大量涌现，把这一美好理想击得支离破碎。被称为新“土地革命”的房地产业，为推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革命”之后，却是房价的节节飙升。房奴是褒义还是贬抑，房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奴的出现，折射出了房价无休止的上涨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不少专家尖锐的指出，房地产是一个怪胎，是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一个行业。
所以陈主任“城镇居民能买得起房的人20年里增长了100倍”的高论，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单说辞。请问“买得起房”是个什么概念？是轻松买得起还是吭哧吭哧靠当十年二十年“房奴”才能买得起？对于房地产购买力问题，经济学界有一个通用的测定标准：一般而言，住房消费应当在30％以下，如果住房消费支出超过了30％，那么通常认为这个家庭就不具有住房的支付能力。据《中国青年报》曾经做的一份调查表明，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者，他们不仅要透支几十年的收入，还要透支再教育、投资或者创业的机会和上升的路径。事实上，目前诸多统计数据显示，房价仍维系着一个只涨不跌的神话，更重要的是，房价已经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和实际承受能力。从经济学界权威的测定标准来看，城市新名词“房奴”的大量出现，绝对是对陈主任“高论”的一个莫大讽刺。
房地产市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是房价高企，老百姓无力承受，另一方面却是房地产市场不断火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撰文指出：有些人是为改善住房条件而购房的，至于有能力购买几套房子或购买别墅毫宅者，多半是有特殊收入的公众人物，要么就是有灰色收入者或贪赃枉法者。成先生说：如果以买房者众多，就得出中国的住房购买力强大的结论，那就遭殃了。开发商们更会有恃无恐地将房价涨上去，政府税金就会加倍征收，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来看，“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比例即便是成立，相对于还有七成老百姓买不起房的事实，这个比例依然是低得可怜。
事实上，目前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房价上涨过快、投机严重、市场欺诈、资源浪费等问题都很严重，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所谓的专家已沦为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如果仅仅把“30％居民买得起房”当作成绩的话，那么显然，陈主任的“高论”不但不会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更不会让老百姓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充满信心，反而还会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悲观.
2008年2月25日屈默于广州
《商道》约稿文章
兽性与人性
曾经在《焦点》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醉法官溺死无辜儿童内幕大曝光》，心里着实像吞了一只苍蝇般难受，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压抑。
天真活泼的小米勇无缘无故的死了，死在一个叫做张永强的法官手里。善良的人们永远也无法把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凶手与一名主持正义公道的人民法官联系在一起，即使发挥最富有创意的想象。然而，这却是真的。山东枣庄市山亭区的人民法官张永强，亲手溺死了无辜的小米勇。这无法令人相信，更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让我怀疑张永强这个充满兽性的家伙竟然是一个法官！那还能叫做人民法官么？可怜的小米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头戴庄严大沿帽的法官是一伙比狼还凶残的“外婆”，童话中“狼外婆”还需要伪装一下，可这以张永强为首的四个法官在一个弱小的孩子面前赤裸地暴露出可怖的兽性。难怪那个当时被吓跑的目击者——一个正在湖边洗衣服的女青年目睹张永强之流张扬的兽性，留下了一句现场评语：“这哪里像什么人民法官，简直是一群流氓！”如果张永强之流在洗衣女青年面前“扒光衣服式”的表演，准确地定位为流氓、无赖的话，那么在溺死小米勇的过程中，张永强之流人性就已经丧失殆尽了，堕落为禽兽。小米勇的哥哥小米新磕破额头撕心裂肺的哭喊不能打动张永强之流早已泯灭的人性，小米勇父亲的眼泪和磕头哀求依然唤不醒兽性的良知。
可悲啊！人心冷酷、麻木到如此地步的张永强之流，是如何混到司法队伍中去的？又是如何混到一个人民法官的位置？还有那个事后到出事地点的吴副院长，竟也冷酷得可以，荒唐得离谱，居然对围观的群众“勃然大怒”：“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此轻视生命，如此的蔑视法律，令人发指，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正因有如此的法院吴副院长，才有如此兽性的张永强之流的法庭副庭长，敢面对愤怒的人群依然蛮横，依然张狂地发出无赖、流氓之类的狂言：“等着，等着瞧”。是的，人们一定会等着瞧的，等着正义的最后审判，只是这一过程来得太复杂太缓慢了，因为张永强之流的背后还有许多可怕的魔手在妨碍着司法的公正。正义的申张，须斩断这些悬在人民头上的魔手，而这一等待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小米勇事件再次触痛了人们善良的心，人们也再一次呼唤纯洁司法队伍，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把张永强之流充满兽性的司法败类永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