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1]
得女人的芳心，丁问渔自付是这方面的高手，什么时候解决陈小姐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时间已经过了中午，窗外燃放爆竹的小孩子也离去了，丁问渔突然惊醒过来，想到今天下午还要去出席一个不该推托的婚礼。
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三轮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一边晒太阳打瞌睡，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在这一段日子里，和尚的三轮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丁问渔迟迟不来，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有了肉包子垫底，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校门口的大喇叭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录音效果糟糕透顶，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蹚类似的生意，他睁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学生说，"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句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胸前微微地敞着，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他故意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和尚依然不予理睬，大学生不由地怒火中烧，数落起和尚来，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大学生忿忿地说："这年头也邪了门，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搭什么臭架子！"
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和尚闲着也是闲着，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他不理睬那男的，专钉着女的吵，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那位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并不善于争吵，一急就结巴，一结巴更急。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连忙住口，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让他也别吵了。在教授的眼皮底下，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怎么说也是失身份，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脸刷地一下红起来，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和尚歪过头来，看见丁问渔，就像没事一样，笑着和他招呼："丁先生，你歇好了？"
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男的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回过头来，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女学生的脸更红了，脸转向别处，终于有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丁问渔的，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最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有一次，丁问渔走进教室，突然拒绝上课，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他没情绪。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就要捂住嘴笑。
车过唱经楼的时候，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看了看，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回过头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果然也不急了，索性坐坐舒服，让和尚慢慢地拉车。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
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阳光灿烂，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向过去，丁问渔被迎面热烈的阳光，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干脆闭起眼睛养神，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
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天亮时，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
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出手阔绰，一路还能说说笑话。
2
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官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励志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无论是看大门的，还是大厅里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没有来头的人是很难进入励志社，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因为有来头的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也不坐人力车，一把年纪了，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直逼武汉，吴稚晖端了一杯酒，走到汪精卫身边，咚地一声跪下来，说："汪先生，国家已到了这一步，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结果自己也扑通跪了下来，苦着脸说："吴稚老，有话我们站起来说！"吴稚晖不肯站，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这一跪就是好半天，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上前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他出入上流社会，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一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结果惹得蒋委员长为此大发脾气。
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没遇上任何阻拦，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这地方他已不是第一次来，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大厅里开足了暖气，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的手杖和头上戴着那顶红睡帽也放好。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显得毫无教养。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只有在最热的夏天才肯除去。
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人，纷纷向他点头示意。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都和丁问渔熟悉。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大好，余克侠留学期间，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一有难处，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余克侠有一段时期，逢人便说自己和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
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置，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在一九三六年的首都南京，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日子，余克侠当仁不让，俨然以主人的身份，神气十足地主持着婚礼。他像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鸭子到处招摇，到处向别人散布自己即将就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小道消息，希望别人对他是否应该屈就当校长一职表态。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从来不曾觊觎校长一职，反复说明校长只是一个苦差事，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不能去当校长。事实上所有的传闻，都是由余克侠自己像放鸽子一样亲手放出去的。当丁问渔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余克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大笑着跑到丁问渔面前，怪罪他不该姗姗来迟。
"你总是改不掉在欧洲养成的坏习惯！"说完了这句中文，余克侠立刻附带出一连串的德语，这种过于造作的表演，无疑是在提醒周围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到过欧洲的留学生。可惜他的德语从来不曾流畅过，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蒙人。余克侠根本不在乎丁问渔脸上困惑的表情，继续表演和卖弄着他的蹩脚德语。丁问渔真用德语回了一句什么，余克侠一怔，不说德语了，笑着用中文向丁问渔调侃："你老兄最近是不是又闹什么笑话了？"
余克侠的声音很大，大厅里许多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丁问渔。丁问渔让余克侠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远处正在举行舞会，丁问渔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绝色的女子，懒得继续和余克侠敷衍，转身向舞厅走去。余克侠追
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三轮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一边晒太阳打瞌睡，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在这一段日子里，和尚的三轮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丁问渔迟迟不来，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有了肉包子垫底，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校门口的大喇叭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录音效果糟糕透顶，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蹚类似的生意，他睁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学生说，"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句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胸前微微地敞着，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他故意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和尚依然不予理睬，大学生不由地怒火中烧，数落起和尚来，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大学生忿忿地说："这年头也邪了门，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搭什么臭架子！"
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和尚闲着也是闲着，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他不理睬那男的，专钉着女的吵，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那位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并不善于争吵，一急就结巴，一结巴更急。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连忙住口，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让他也别吵了。在教授的眼皮底下，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怎么说也是失身份，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脸刷地一下红起来，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和尚歪过头来，看见丁问渔，就像没事一样，笑着和他招呼："丁先生，你歇好了？"
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男的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回过头来，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女学生的脸更红了，脸转向别处，终于有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丁问渔的，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最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有一次，丁问渔走进教室，突然拒绝上课，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他没情绪。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就要捂住嘴笑。
车过唱经楼的时候，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看了看，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回过头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果然也不急了，索性坐坐舒服，让和尚慢慢地拉车。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
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阳光灿烂，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向过去，丁问渔被迎面热烈的阳光，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干脆闭起眼睛养神，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
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天亮时，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
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出手阔绰，一路还能说说笑话。
2
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官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励志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无论是看大门的，还是大厅里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没有来头的人是很难进入励志社，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因为有来头的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也不坐人力车，一把年纪了，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直逼武汉，吴稚晖端了一杯酒，走到汪精卫身边，咚地一声跪下来，说："汪先生，国家已到了这一步，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结果自己也扑通跪了下来，苦着脸说："吴稚老，有话我们站起来说！"吴稚晖不肯站，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这一跪就是好半天，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上前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他出入上流社会，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一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结果惹得蒋委员长为此大发脾气。
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没遇上任何阻拦，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这地方他已不是第一次来，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大厅里开足了暖气，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的手杖和头上戴着那顶红睡帽也放好。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显得毫无教养。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只有在最热的夏天才肯除去。
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人，纷纷向他点头示意。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都和丁问渔熟悉。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大好，余克侠留学期间，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一有难处，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余克侠有一段时期，逢人便说自己和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
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置，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在一九三六年的首都南京，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日子，余克侠当仁不让，俨然以主人的身份，神气十足地主持着婚礼。他像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鸭子到处招摇，到处向别人散布自己即将就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小道消息，希望别人对他是否应该屈就当校长一职表态。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从来不曾觊觎校长一职，反复说明校长只是一个苦差事，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不能去当校长。事实上所有的传闻，都是由余克侠自己像放鸽子一样亲手放出去的。当丁问渔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余克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大笑着跑到丁问渔面前，怪罪他不该姗姗来迟。
"你总是改不掉在欧洲养成的坏习惯！"说完了这句中文，余克侠立刻附带出一连串的德语，这种过于造作的表演，无疑是在提醒周围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到过欧洲的留学生。可惜他的德语从来不曾流畅过，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蒙人。余克侠根本不在乎丁问渔脸上困惑的表情，继续表演和卖弄着他的蹩脚德语。丁问渔真用德语回了一句什么，余克侠一怔，不说德语了，笑着用中文向丁问渔调侃："你老兄最近是不是又闹什么笑话了？"
余克侠的声音很大，大厅里许多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丁问渔。丁问渔让余克侠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远处正在举行舞会，丁问渔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绝色的女子，懒得继续和余克侠敷衍，转身向舞厅走去。余克侠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