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我打不赢爱情 [9]
了满是墓碑的陵园。我在日记上写着：我分明感受到了浓重的死亡气息。灰尘，到处是灰尘。抽出一本书的时候，多少个秋冬里的风就从书脊和封面上无声滑落。我听见神秘的叹息声，四下里是它的回声，像是幽灵被我的脚步打搅了清梦，在这知识的亡灵世界里叹息。我站在八号库里，书架向四个方向无限延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第一次感觉到有被淹没的恐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个瞬间而非永恒。我还记得那震撼，这是我去过图书馆的惟一证据。
我想我经过了些夜晚，那些夜晚起先是日光灯镇流器的蜂鸣声，然后是熄灯后的虫语和遥远的歌声笑声。有一年的时间里，我整夜不能入睡，可能是因为罗大佑《恋曲2000》的缘故。我反复听那一句“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也终于见了白发。倘若能摸抚你的双手面颊，此生也终不算虚假”。我并不以为那是情歌，反复吟诵，觉得恐慌得很，寂寞得很，失落得很。虽然最后定在了“蓝色的太平洋隐没的红太阳，是否泛起了你的回答”一句上，但我没有个回答，只有逐渐升起的不安和焦躁。四年里，我都很想去看大海，或者是回到大漠。要有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在它们身边，凝视着它们，等太阳下山。南京没有大海，更没有大漠，所以我只有跑。一刹那就跑起来，风声吹过耳边，树影向后退去，感觉能好得多。在奔跑中能获得一种暂时的满足和安宁，有些东西就如潮水一样，一点点退下去，退下去，最后沉沉睡去，而我也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我的跑鞋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丢失了，也没有再那样跑过。这就让我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有过一些夜晚，有过一些奔跑。也许是我早不再期待，期待有超越无数个千年的东西终于到达，开始不相信自己终于能接近它们。我不是猎手，不是海盗，不是流浪在路上的人，我已经惯于安睡，而且没有梦境。
我想我在大学里爱过。有人说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学里恋爱一次，因为以后再没有那样纯净、纯粹的爱。我觉得那种想法是错的，一个人的确应该在大学里恋爱一次，那样的爱值得人记忆，是因为爱之笨拙，和因此而来的伤害。在大学里和人相爱，那是一个人成人后第一件正式礼品。牵手是紧张的，亲吻是尴尬的，上床是要被开除的。在陌生的规则和神秘的禁忌之间，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地走过，最终能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有了那份自如，有了那份纯熟，却不再有了当初的笨拙。娴熟是值得欣赏的，而笨拙则是可爱的，而且是绝版，不可复制。
大学的爱是一种学习过程，虽然当时你并不那么想，觉得舍此其谁 记得我最尴尬的一次，是牵了女朋友的手从食堂里出来，撞见了下一级外院的一个女孩子。她一袭长裙，皮肤如玉石般透明温润。一头长发随意绾了个发髻，斜插着一只乌木的发簪。她提着水壶迎面走来，令人倾倒的曲线变幻；阳光透过树叶斑斓地落在她身上，风华绝代。那是我首次遇见“手里的人和眼里的人”这类问题。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呆掉了，所幸的是我立即切断了现场直播的信号，插播了一条笑话，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发现有任何异常。过后几天，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是否很卑鄙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给我答案。很多年过去了，就像那个海边的孩子一样，他终于不为自己丢失了一颗珍珠而哭泣，也不因为海底里众多的珍奇而眼花缭乱。因为他笨手笨脚弄丢了第一颗珍珠，于是他的心口有一道伤，偶尔天阴下雨也会疼痛起来。或者，他又有心驰神往的一刻，那伤痛也会发作起来。所以，他沉默地伸出手去，牵住另外一只手——他知道就在那儿——紧紧握住，仿佛明天就要失去一样。
我来过，爱过。我的大学生涯就那么过去了，甚至是在母校生日的时候，我也毫无察觉。回想过去的一切，似幻似真。我曾经和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在时空交错中重合四年。我真不知道那些是真正发生过，还是只出于我的想像。那些挣扎，那些困惑，那些爱恋，如烟一般消失在岁月急匆匆的脚步声中。到了只能谈论关于《挪威的森林》和股票指数的年岁，那四年又能归在哪一章 折算成生命的几个点 生猛，那是我对过去岁月惟一能想到的一个形容词。成熟意味着遗忘，而生猛的野兽随时会在梦中醒来，提醒我曾经那样存在过，鳞爪飞扬。
呵!北方!
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我生在云南，长在新疆，大学的地点更是妙——非南非北的南京。似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标签能给我的前20多年一个确定的定义。对于地方的孩子，我似乎是在军队里长大的；对于军队的孩子，我没有在军区大院里生活多久，而是在各种基地里和那些基地一样秘密地生长。这很让人尴尬，感觉自己是伊索寓言中那只卑鄙的蝙蝠。
然而，对于我的整个童年，我却可以用一句极其豪迈的话语来形容：我的整个童年都在
广袤的中国北方纵横驰骋。火车、月台、铅灰色的天空；杨树、榆钱、四层的苏式小楼。男人面色凝重，圆头大耳，说话时胸腔共鸣犹如声音从地底传来；女人极其结实，红色的脸庞，整齐的刘海，她们的身上有百雀羚或者蛤蜊油的味道，一切视乎季节而定。
在我的印象里，北方就没有体质孱弱的人。因为棉衣是那样的重，没有很好的体力，穿上那样一套盔甲，如果在冰碴子上滑倒了，一准能摔断脖子，更不用说，在大雪刚停的下午，手里提一铁锨，走上几百米的路，找到菜窖，然后花半小时挖开积雪和冰，露出菜窖的门。
那门就在那里，多少年过去了，我一想到北方的时候，那扇门就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它只用几块木板纵横钉成，根本没人会去修掉上面的毛刺，或者想着做一个精致的榫头。时间久了，木板就变成带鱼一样的灰色，但是它依然非常牢固。只有被雪水泡了很多年以后，它才会从里面慢慢糟掉，可以用手指甲去抠下一大块来。门上是用铁丝扭成的锁扣，双股。你可以想像当时那人是以一种何等漫不经心的态度，将棒针粗细的两根铁丝用钳子扭成一个大概的形状。那一定是一个夏天，他灰白色的褂子上粘满了知了的叫声，细密的汗水顺着他发青的发碴根汇集下来，洇湿了背心。你仰着头，看着他胳膊上的腱子肉在跳动，胳肢窝里的腋毛像个粗野的人伸直了腿坐着，阳光透过，有些细碎的阳光撒下来，变幻莫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和铁丝搏斗的过程中，嘴角的烟灰长了，在他咽口唾沫时突然落下。那种烟是纯粹的烟丝，烟灰直而白。
我的记忆如此清晰，所以我怀疑我在遥远的北方一定还有很多朋友。当我辗转于各种托儿所和幼儿园时，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在幼儿园铁门后挥手送别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北方城市的天空不是铅灰色的，甚至我朋友们的罩衫也都是一片灰色。图画上惟一鲜明的是他们的眼睛，乌黑而明亮的一排眼睛。或许，应该加上他们说“再见”的声音，字正腔圆的北方话，听起来像是一群羔羊。幼儿园的门口有很高的草，我不记得其中有没有大麻。北方的草长，高过我许多。秋日里，曾经有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子奶声奶气地告诉我：“菜头，这是药。”我揉碎了它已枯萎的花籽，一股浓烈的药香就散发开来，像是中药罐上的麻纸，一点点为水汽所洇湿。那些纹路难以形容，仿佛有些神秘，然而味道却是最为清晰的，辛辣而猛烈，让你太阳穴突突直跳。我在崇山峻岭的南部也曾经刻意地寻找，但是这里并不长那种“药”。后来我以为那是一个梦，关于童年时的爱情。太阳在群山中只一个叹息的时间就落入峡谷，落山风四面而起，羊角辫热切的声音犹在耳边。
很多年的时间里，我在南部爬山。因为我隐约有种想法，似乎太阳曾经不是这么落下山就完了，应该有一片原野，薄雾笼罩住远处的树，燃烧着的稻草有笔直的烟，一条大路蜿蜒向前蔓延，消失在天与地的尽头，而那苍白的太阳正在那天地一线上，在落下去的瞬间发散出惊人的红光。然而，山外依然是山，并没有平原存在的迹象。我从那时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一直是在梦中，我怀疑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叫北方的地方。我以为那些关于菜窖和羊角辫的回忆只是一个梦，一个非常漫长而难以醒来的梦。
有一年冬天，冷空气是如此强大，它翻越了我以为不可以翻越的高山，横扫过我温暖如春的家乡，越过西双版纳的平原，一直冲到缅甸的海面上。那一年下了好大的雪，再次看见这纷纷扬扬的大雪时，我已经小学二年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清澈的水里睁开眼睛，略微有些刺痛，水波荡漾，一切无比清晰却又动荡不安。我小心谨慎地在台阶上印下第一个脚印，只在那脚印出现的一瞬，我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关联起来，也好像是得到了一个肯定或者批准，就在雪地里疯跑起来。云南的土地是红色的，堆出的雪人也是红色的，我凝视着红色的雪人，觉得美中不足。没有人知道我为何如此狂喜，没有人知道我找回了记忆。
在我回家的时候，觉得脖子上有点凉。扭过头去，发现肩上落了很多雪花，正在融化成冰水。我下意识地用手扫了扫肩头上的雪，越扫越慢，然后越扫越快。我开了门走出去，落满一身雪再走回家，扫干净，然后再走出去。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挨了打，我的眼泪落了下来，我知道那不只是因为疼痛。
“春天到了，燕子飞回来了。”小学课本里这么说。1997年的春节，我由南京而西安，由西安入川，再由川返滇。在车窗里，我终于又见西安。美丽安详的大城，城墙庄严肃穆，远远的有些檐角挑出。我看不见风铃，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车窗上起了冰，用手指点上去，热力透出去，就融化出一个指尖大小的圆来。冰棱四处生长，柳条如鞭子般冷冷下垂，就像被冻断的电线。我在宝鸡跳下月台，买了一瓶酒和一只烧鸡。烧鸡被冻得有如钢铁，冰酒入怀，一条冷的线下去，然后就在胃里“轰”地一声炸成一团。我就着一只鸡，喝完了一瓶酒，觉得一切温暖得很，安适得很，很想再来一瓶。于是，我就在军大衣里睡着了。在我睡觉的时间里，南风吹了起来。等我醒来，窗花已经悄然融化，那时还是冬天，我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像是些句点，或是些意犹未尽的省略号。
这似乎是个讯号，一切即将改变。2002年的春天，我去了武宿。从武宿到太原的路上，我看见了无数瓷砖外贴的小楼，发廊和KTV林立。在
车里，我试图寻找那些我熟悉的草，然而除了水泥和瓷砖，我看不到草的痕迹。汽车路过了东南亚最大的娱乐中心，我把头别
我想我经过了些夜晚，那些夜晚起先是日光灯镇流器的蜂鸣声，然后是熄灯后的虫语和遥远的歌声笑声。有一年的时间里，我整夜不能入睡，可能是因为罗大佑《恋曲2000》的缘故。我反复听那一句“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也终于见了白发。倘若能摸抚你的双手面颊，此生也终不算虚假”。我并不以为那是情歌，反复吟诵，觉得恐慌得很，寂寞得很，失落得很。虽然最后定在了“蓝色的太平洋隐没的红太阳，是否泛起了你的回答”一句上，但我没有个回答，只有逐渐升起的不安和焦躁。四年里，我都很想去看大海，或者是回到大漠。要有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在它们身边，凝视着它们，等太阳下山。南京没有大海，更没有大漠，所以我只有跑。一刹那就跑起来，风声吹过耳边，树影向后退去，感觉能好得多。在奔跑中能获得一种暂时的满足和安宁，有些东西就如潮水一样，一点点退下去，退下去，最后沉沉睡去，而我也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我的跑鞋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丢失了，也没有再那样跑过。这就让我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有过一些夜晚，有过一些奔跑。也许是我早不再期待，期待有超越无数个千年的东西终于到达，开始不相信自己终于能接近它们。我不是猎手，不是海盗，不是流浪在路上的人，我已经惯于安睡，而且没有梦境。
我想我在大学里爱过。有人说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学里恋爱一次，因为以后再没有那样纯净、纯粹的爱。我觉得那种想法是错的，一个人的确应该在大学里恋爱一次，那样的爱值得人记忆，是因为爱之笨拙，和因此而来的伤害。在大学里和人相爱，那是一个人成人后第一件正式礼品。牵手是紧张的，亲吻是尴尬的，上床是要被开除的。在陌生的规则和神秘的禁忌之间，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地走过，最终能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有了那份自如，有了那份纯熟，却不再有了当初的笨拙。娴熟是值得欣赏的，而笨拙则是可爱的，而且是绝版，不可复制。
大学的爱是一种学习过程，虽然当时你并不那么想，觉得舍此其谁 记得我最尴尬的一次，是牵了女朋友的手从食堂里出来，撞见了下一级外院的一个女孩子。她一袭长裙，皮肤如玉石般透明温润。一头长发随意绾了个发髻，斜插着一只乌木的发簪。她提着水壶迎面走来，令人倾倒的曲线变幻；阳光透过树叶斑斓地落在她身上，风华绝代。那是我首次遇见“手里的人和眼里的人”这类问题。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呆掉了，所幸的是我立即切断了现场直播的信号，插播了一条笑话，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发现有任何异常。过后几天，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是否很卑鄙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给我答案。很多年过去了，就像那个海边的孩子一样，他终于不为自己丢失了一颗珍珠而哭泣，也不因为海底里众多的珍奇而眼花缭乱。因为他笨手笨脚弄丢了第一颗珍珠，于是他的心口有一道伤，偶尔天阴下雨也会疼痛起来。或者，他又有心驰神往的一刻，那伤痛也会发作起来。所以，他沉默地伸出手去，牵住另外一只手——他知道就在那儿——紧紧握住，仿佛明天就要失去一样。
我来过，爱过。我的大学生涯就那么过去了，甚至是在母校生日的时候，我也毫无察觉。回想过去的一切，似幻似真。我曾经和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在时空交错中重合四年。我真不知道那些是真正发生过，还是只出于我的想像。那些挣扎，那些困惑，那些爱恋，如烟一般消失在岁月急匆匆的脚步声中。到了只能谈论关于《挪威的森林》和股票指数的年岁，那四年又能归在哪一章 折算成生命的几个点 生猛，那是我对过去岁月惟一能想到的一个形容词。成熟意味着遗忘，而生猛的野兽随时会在梦中醒来，提醒我曾经那样存在过，鳞爪飞扬。
呵!北方!
说不上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我生在云南，长在新疆，大学的地点更是妙——非南非北的南京。似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标签能给我的前20多年一个确定的定义。对于地方的孩子，我似乎是在军队里长大的；对于军队的孩子，我没有在军区大院里生活多久，而是在各种基地里和那些基地一样秘密地生长。这很让人尴尬，感觉自己是伊索寓言中那只卑鄙的蝙蝠。
然而，对于我的整个童年，我却可以用一句极其豪迈的话语来形容：我的整个童年都在
广袤的中国北方纵横驰骋。火车、月台、铅灰色的天空；杨树、榆钱、四层的苏式小楼。男人面色凝重，圆头大耳，说话时胸腔共鸣犹如声音从地底传来；女人极其结实，红色的脸庞，整齐的刘海，她们的身上有百雀羚或者蛤蜊油的味道，一切视乎季节而定。
在我的印象里，北方就没有体质孱弱的人。因为棉衣是那样的重，没有很好的体力，穿上那样一套盔甲，如果在冰碴子上滑倒了，一准能摔断脖子，更不用说，在大雪刚停的下午，手里提一铁锨，走上几百米的路，找到菜窖，然后花半小时挖开积雪和冰，露出菜窖的门。
那门就在那里，多少年过去了，我一想到北方的时候，那扇门就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它只用几块木板纵横钉成，根本没人会去修掉上面的毛刺，或者想着做一个精致的榫头。时间久了，木板就变成带鱼一样的灰色，但是它依然非常牢固。只有被雪水泡了很多年以后，它才会从里面慢慢糟掉，可以用手指甲去抠下一大块来。门上是用铁丝扭成的锁扣，双股。你可以想像当时那人是以一种何等漫不经心的态度，将棒针粗细的两根铁丝用钳子扭成一个大概的形状。那一定是一个夏天，他灰白色的褂子上粘满了知了的叫声，细密的汗水顺着他发青的发碴根汇集下来，洇湿了背心。你仰着头，看着他胳膊上的腱子肉在跳动，胳肢窝里的腋毛像个粗野的人伸直了腿坐着，阳光透过，有些细碎的阳光撒下来，变幻莫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和铁丝搏斗的过程中，嘴角的烟灰长了，在他咽口唾沫时突然落下。那种烟是纯粹的烟丝，烟灰直而白。
我的记忆如此清晰，所以我怀疑我在遥远的北方一定还有很多朋友。当我辗转于各种托儿所和幼儿园时，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在幼儿园铁门后挥手送别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北方城市的天空不是铅灰色的，甚至我朋友们的罩衫也都是一片灰色。图画上惟一鲜明的是他们的眼睛，乌黑而明亮的一排眼睛。或许，应该加上他们说“再见”的声音，字正腔圆的北方话，听起来像是一群羔羊。幼儿园的门口有很高的草，我不记得其中有没有大麻。北方的草长，高过我许多。秋日里，曾经有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子奶声奶气地告诉我：“菜头，这是药。”我揉碎了它已枯萎的花籽，一股浓烈的药香就散发开来，像是中药罐上的麻纸，一点点为水汽所洇湿。那些纹路难以形容，仿佛有些神秘，然而味道却是最为清晰的，辛辣而猛烈，让你太阳穴突突直跳。我在崇山峻岭的南部也曾经刻意地寻找，但是这里并不长那种“药”。后来我以为那是一个梦，关于童年时的爱情。太阳在群山中只一个叹息的时间就落入峡谷，落山风四面而起，羊角辫热切的声音犹在耳边。
很多年的时间里，我在南部爬山。因为我隐约有种想法，似乎太阳曾经不是这么落下山就完了，应该有一片原野，薄雾笼罩住远处的树，燃烧着的稻草有笔直的烟，一条大路蜿蜒向前蔓延，消失在天与地的尽头，而那苍白的太阳正在那天地一线上，在落下去的瞬间发散出惊人的红光。然而，山外依然是山，并没有平原存在的迹象。我从那时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一直是在梦中，我怀疑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叫北方的地方。我以为那些关于菜窖和羊角辫的回忆只是一个梦，一个非常漫长而难以醒来的梦。
有一年冬天，冷空气是如此强大，它翻越了我以为不可以翻越的高山，横扫过我温暖如春的家乡，越过西双版纳的平原，一直冲到缅甸的海面上。那一年下了好大的雪，再次看见这纷纷扬扬的大雪时，我已经小学二年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清澈的水里睁开眼睛，略微有些刺痛，水波荡漾，一切无比清晰却又动荡不安。我小心谨慎地在台阶上印下第一个脚印，只在那脚印出现的一瞬，我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关联起来，也好像是得到了一个肯定或者批准，就在雪地里疯跑起来。云南的土地是红色的，堆出的雪人也是红色的，我凝视着红色的雪人，觉得美中不足。没有人知道我为何如此狂喜，没有人知道我找回了记忆。
在我回家的时候，觉得脖子上有点凉。扭过头去，发现肩上落了很多雪花，正在融化成冰水。我下意识地用手扫了扫肩头上的雪，越扫越慢，然后越扫越快。我开了门走出去，落满一身雪再走回家，扫干净，然后再走出去。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挨了打，我的眼泪落了下来，我知道那不只是因为疼痛。
“春天到了，燕子飞回来了。”小学课本里这么说。1997年的春节，我由南京而西安，由西安入川，再由川返滇。在车窗里，我终于又见西安。美丽安详的大城，城墙庄严肃穆，远远的有些檐角挑出。我看不见风铃，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车窗上起了冰，用手指点上去，热力透出去，就融化出一个指尖大小的圆来。冰棱四处生长，柳条如鞭子般冷冷下垂，就像被冻断的电线。我在宝鸡跳下月台，买了一瓶酒和一只烧鸡。烧鸡被冻得有如钢铁，冰酒入怀，一条冷的线下去，然后就在胃里“轰”地一声炸成一团。我就着一只鸡，喝完了一瓶酒，觉得一切温暖得很，安适得很，很想再来一瓶。于是，我就在军大衣里睡着了。在我睡觉的时间里，南风吹了起来。等我醒来，窗花已经悄然融化，那时还是冬天，我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像是些句点，或是些意犹未尽的省略号。
这似乎是个讯号，一切即将改变。2002年的春天，我去了武宿。从武宿到太原的路上，我看见了无数瓷砖外贴的小楼，发廊和KTV林立。在
车里，我试图寻找那些我熟悉的草，然而除了水泥和瓷砖，我看不到草的痕迹。汽车路过了东南亚最大的娱乐中心，我把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