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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ot 1584 0

　　哈克继续叙述下去：“我是偶然了解到的。有一天，他们为他举行了葬礼，一切应有尽有。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柏林受到轰炸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都去参加了葬礼，并献了花圈，有人讲了话，他的老婆孩子哭哭啼啼，致了悼词。我喜欢京特尔这个人，所以晚上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把留在我这里的嘉奖令送给他的家属。”

　　“我去他住的别墅，闯进全家人都在吃晚饭的饭厅里。他们看见我来了几乎都感到惊奇。我也感到奇怪。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情绪都很高，难道在京特尔死后不久就该是这样的情绪吗?我把嘉奖证件交给京特尔的老婆，突然我发现烟灰缸里还有一支正在冒烟的雪茄。我知道，在他们全家人中间只有他一人抽雪茄!”

　　哈克笑了一笑：

　　“原来棺材是空的!京特尔就是那些面貌相同的人中间的一个!”

　　第二天晚上，利贝尔从自己住处打了两次电话到哈克家里，没有人接电话。

　　是否像商定的那样，等到明天?可是，要是到了那时候已经晚了怎么办呢?要是

　　缪勒把他干掉了，盖世太保也会急于找到哈克的住处的。如果今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利贝尔考虑良久，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前往。

　　他开车到哈克住的那条街，把车开到树荫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然后，走出汽车，慢慢地步行到大门口。窗户一片漆黑，花园里寂静无声。

　　利贝尔又回来把车直开到大门口，弄开大门，把车开到直通正门的小道上。

　　当他确信附近确实没有人时，就开了门，但不开灯，摸黑走了进去，拉开一角窗帘，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然后，他很快跑进客厅，抱起那只箱子，出了正门，把它放进汽车里，赶回家。

　　他从箱子里只拿出贴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照片的那本相册，用缩微相机把相册上的照片依次拍下来。

　　然后，他撬开地板，挖了一个洞，把箱子放进去，又遮盖好，使人难于发现，

　　一直干到天亮。他不可能把这一大批材料运交给莫斯科总部，但是他可以保存这批材料，待红军一进入柏林就交给红军。那时，这批材料将变得珍贵，可用于证明第三帝国最高头目们的战争罪行。

　　然而，现在重要的是尽快把那卷摄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缩微胶卷送往莫斯科，以便及时地开始搜寻盖世太保未来的地下特务。同时，再把相册原件交给舒伦堡。舒伦堡会相信，这下他掌握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材料了。这样一来，利贝尔他自己也会得到舒伦堡的更大的信任，便于今后的活动。

　　第二天，利贝尔开着车，顺便到接头人——报贩那里去，把给莫斯科的缩微胶卷交给他。忽然利贝尔看到报纸头版登了盖世太保少校哈克的讣告，讣告说，哈克少校“由于车祸受伤突然去世”。照片上有汽车相撞的场面，撞坏的汽车和哈克的尸体。

　　哈克是“真的死了”，还是他毕竟接受了缪勒的建议，改变他的个人相貌，作为“犹太人”被派到欧洲某个国家去执行“新任务”? 这对于利贝尔来说，也仍然是个秘密。

　　纵横捭阖 失败和谈阴谋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东线开始动摇，希特勒分子在军事上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把握了。帝国的将领、警察和党务人士越来越认为，靠军事手段已经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了，尽管他们不让希特勒知道他们有这种看法。因此，几乎是在同一时候，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缪勒和纳粹党的机关首脑鲍曼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瑞士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同西方列强的代表进行接触。与此同时，他们的情报机关也开始运转起来了，目的是彼此阻碍，要独自抢先进行谈判。

　　利贝尔探听到的这一情况，他觉得这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加紧这方面情报的收集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刚要离开亨里希住处，就听见有人在门上按铃。

　　走进房里的是一位德国国防军上校。

　　亨里希介绍说：

　　“这一位是在总司令部工作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当年是我父亲的朋友。”

　　亨里希又说：

　　“伯爵在突尼斯前线受了伤，现在是后备军参谋长。”接着亨里希又向他介绍了利贝尔。

　　晚上谈的大部分内容是东线问题。

　　施道芬堡走后亨里希说：

　　“他了解到，希姆莱和鲍曼手下的人，以及缪勒的特务都竭力想在瑞士同美国情报机关头子杜勒斯拉上关系。”

　　利贝尔大吃一惊，“同杜勒斯?在瑞士?”

　　亨里希点了点头。并说：

　　“不只是施道芬堡，而且许多不久前的英雄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一个妄想狂患者，他正把帝国引向灾难!他们想要他的脑袋。”

　　当晚，利贝尔就向莫斯科报告了德国在瑞士采取的秘密和谈行动。

　　莫斯科指示利贝尔要沉着冷静，随机应变，争取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挫败和谈的密谋。同时应及时把有关情报发回莫斯科总部，以揭穿美国私自与德国秘密和谈的阴谋。

　　一天午夜，舒伦堡和利贝尔从专门的备用机场起飞，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

　　这一次他的任务跟以前在伯尔尼时相似，当时希姆莱的代表在那里会见了杜勒斯。舒伦堡这次将会见瑞典国王的侄子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通过这位伯爵同西方建立联系。利贝尔秘密地伴随舒伦堡，同时注意不让缪勒或者鲍曼的代理人觉察。

　　他们分开居住，他住旅馆，舒伦堡住在德国大使馆。他总是等待舒伦堡的电话通知，然后才去“陪伴”。

　　伯纳多特在名义上是瑞典红十字会会长，这一头衔使得他能够同各国代表进行接触。就这样他同希姆莱的助手舒伦堡建立了联系。

　　伯纳多特还是属于摩根财团的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

　　这样，同美国政府也有联系，美国政府也授权他同希特勒分子进行秘密谈判。

　　在大使馆里，舒伦堡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获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同瑞

　　典人建立了接触，当天晚上，他的一名使者将携带重要文件乘专机前往柏林。

　　第二天中午，舒伦堡在酒吧跟利贝尔碰头时，他不容商量地对利贝尔说：

　　“现在，你好好听着。在这架飞机上，我们的人只有你和驾驶员两人。然而，驾驶员不完全靠得住。要是飞机不在我们的备用机场降落，而是继续飞往柏林的话，你就把携带文件的那名官员干掉，把文件拿到手。”

　　利贝尔还被告知：“那名官员有里宾特洛甫手下的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陪同。”

　　舒伦堡继续说：

　　“我相信，你比他们机灵!”

　　“如果你还活着，你就跳伞!”

　　利贝尔问道：“要是驾驶员在备用机场降落?”

　　“要是那样，就没有你任何事情了，别的人会负责这件事。”舒伦堡说完，就

　　坐车走了。

　　等待着利贝尔的是一次他所经历过的最奇特的行动。

　　舒伦堡手下的人把他送到机场。飞机里正好有 6名旅客：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

　　名官员，他拿着一只公文包，4 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利贝尔。利贝尔在舒伦堡手下的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名官员。如果必要时使用无声手枪的话，他是很合适的靶子。随行人员坐在另一边，他们能很好地观察到飞机上的所有座位。

　　快到“预定时间”的时候，利贝尔不知道驾驶员是否遵照舒伦堡的命令办。他的目光不时与那些随行人员的目光相遇。他们不知道利贝尔是谁，或许还以为他是通过另一条渠道来保障这位官员的安全的。

　　在还有40分钟就到柏林的时候，利贝尔握紧无声手枪，如果驾驶员不降落的话他就准备动手了。

　　正当他忖量着、计划着采取行动时，显然，飞机在降落。

　　飞机刚在跑道上停下，就听到了骇人的排枪声，飞机上的人还没站起来，子弹就准确地击中他们所坐的地方，这几个人全都立即身亡。

　　利贝尔事先不知道会有这一手，他不动声色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得出结论：这是舒伦堡精心安排的，狙击手对飞机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弹无虚发。

　　几秒钟以后，利贝尔从那位官员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飞机。

　　飞机舷梯两旁，站着手持自动步枪的两排士兵。其中一人客气地向利贝尔指了指停在距离飞机不远处的一辆汽车。

　　按照计划，他们直接从机场把利贝尔送到希姆莱的防空隐蔽所。一名党卫军军官给他打开一扇很大的钢门，内有一间陈设舒适的大房间。希姆莱和舒伦堡坐在安乐椅里。利贝尔进来时，舒伦堡满脸堆笑，向他走去。利贝尔把从飞机上拿来的公文包递给舒伦堡。

　　舒伦堡满意地说：“我向党卫军全国司令保证过，你肯定会来的!”

　　事后，利贝尔及时把纳粹德国内部的争斗情况上报了莫斯科。不久，苏军日益逼近柏林，第三帝国的崩溃近在眼前。在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中，约翰·利贝尔神秘地失踪了。

　　他在第三帝国充当苏联主要情报人员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显然结束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机下只有一名旅客：阿贝尔。

　　在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人：他的妻子和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与之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

　　移师美国 事变被捕

　　虽然第三帝国已成了一片废墟，但是，阿贝尔的使命并未因此而终止。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的新使命。他扮作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抵达加拿大，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在加拿大适应两年之后，1948年11月15日，阿贝尔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熟悉”纽约，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什么能使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

　　他在百老汇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里安顿下来。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刚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回来的收入微薄的美国人，他必须生活俭朴并尽快挣些钱。

　　他的长笛吹得很好，吉他弹得也很出色，舞也跳得不错，因此他就开始了另一番生涯：在百老汇和布鲁克林当杂耍游艺场的演员。

　　由于阿贝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人员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