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战争 [32]
战争政策，1875年巴比伦军队又征召了将近400万人入伍，弄出一个数额在700万上下的空前巨大的“空架子军队”（钱隆语）。这个庞大的武装力量中的几乎80%由没有或只受过一点点军事训练的轻步兵组成，空军只有区区不到10万人，海军则有80万人，剩下的全是陆军。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其中大概只有10到12个师有作战经验，装备也还可以；其余的几乎都是由低劣武器装备的新组建部队。士气低落，装备落后，训练不足，指挥混乱……以上都是巴比伦军队的痼疾，而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将会如何不用想也可以知道。
9月，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于是我给远征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请求得到集体休假的许可（不给国防部打报告的原因是国防部不可能会批准，他们正在准备裁军和退役士兵的安置）。不到3天就得到了许可的答复。于是我就带着特务团所剩的人坐船回本土。在上海港登陆以后，我宣布就地解散，30天后还是在此地集合。
站在上海港的码头上，我觉得一种回到家的感慨。1870年9月，我从这里离开西大陆，时隔5年，我又从这里回到西大陆。望着没什么大变化的码头，回想起这5年间的经历，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
蒋宾达是重庆人，跟我顺路，而苏娜则是彻头彻尾的东大陆人，她并没有地方去，于是就跟着我一起走。我们在上海逗留了一天，住在陆军招待所。
虽然军队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但陆军招待所的规模没有什么改变。苏娜初到中国本土，对她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于是一路上她都一直在望着车窗外的街景。作为中国最大进出口港和商业中心的上海，繁华的程度自然不是在沙漠边上的圣雷吉斯能够比拟的，苏娜睁大了眼睛，明显是被眼前的繁华和壮丽所震惊了。
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而且又在上海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我而言更多的则是唏嘘。上海的每条主要的商业街上都有我和慧留下的身影，旧地重来，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当初在这里携手同游的四个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孑然一身，形单影只，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糟糕。
上海的街景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不景气的表现处处可见：只有一半商店还在正常营业，路边的人流也明显减少了。人们的衣着打扮以简朴居多，一个个行色匆匆。路上几乎没有穿军服的，但是同样也几乎没有成双成对的情侣，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市面的萧条也造成了市容的破败，我看到不止一处的公用设施损坏后没有得到修理，于是变得更加破烂，路边的栏杆、扶手脏兮兮的，一看就知道久未得到保养和擦拭，这种情况在一向以重视市容著称的上海以前是根本见不到的。
路上没有多少车，我们一起很顺利的到达了陆军招待所。门口的一个似乎只有十五六岁的门岗向我行持枪注目礼，我回了礼，提着自己不大的行李袋，走进招待所的大门。
以前的上海陆军招待所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全军参加海外作战或者得到调迁令的军官都会在这中国中 阀。但是如今的中国80%的武装力量都已经部署在东大陆，这里自然是门庭冷落了。
在大堂办理了入住手续，我回过头，看到苏娜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抬头看去，看到装饰着繁复花纹和图案的藻井，原来苏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风格的天花板，第一次见到就被迷住了。
我和蒋宾达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他过去拉了苏娜一把。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陆军招待所。因为没有什么接待任务，陆军招待所的所长又跟我很熟，于是我们弄到了每人一间的特殊待遇。
我不知道其他两人如何，那一夜的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眠。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买南下的火车票。1875年8月以后，国防部连续出台了许多新规定。凡不是紧急军务和奉命，军官旅行不得乘坐飞机。这个规定作为削减军费的一条得力措施，让军事委员会的头头在报纸上很出了一回风头。同时推出的还有军队装备计划的暂缓实行（我一听到就皱了眉头，想象着钱隆在圣雷吉斯指挥部里暴跳如雷的样子）、军车汽油限额供应、削减海军出航轮次……等等一系列除了打击军队士气以外没有任何作用的办法。然后由报纸把它们吹成抑制军队规模，减少军费开支的良方和对策。
在那段时间，咒骂军队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无能堕落卑鄙肮脏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大堆对东大陆军事情况的臆测和自以为聪明的各种“和平计划”，都是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在西大陆自己舒适的家里，对着大比例地图，参考着错误百出的“前方最新战况”想出的一分不值的玩意。如果照他们的计划去做，唯一的结果就是东大陆上的几百万中国军队全部陷进地狱般的战场，而希腊军舰从此可以每天攻击中国的任何一个港口，三国的军队可以在中国领土的任何一点上登陆，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进行有力的抵抗。
议会里有几个新进的“反战议员”提出了对钱隆的不信任案，认为他“正将东大陆远征军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迟早会出现“军阀化”，并可能造成“分裂和内战”，于是要求军事委员会立即予以撤换。军事委员会总算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到自毁长城的地步，于是立刻提出了反对案，我在上海的那两天正好是议会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和蒋宾达、苏娜混在火车站大电视屏幕前的人群里，看议员们一个个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赵云明也在其中，他对钱隆的看法是“战争狂”“杀人魔王”“军事白痴”，需要政府“不假思索的加以撤换”。我觉得这三点正好说明他的无知。东大陆战争是由前军事委员会策划进行的，当时的钱隆不过是个师长，没有参与制定任何相关的计划。在东大陆钱隆以“爱兵如子”著称，至于在战争中消灭敌人，如果不消灭他们，那么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如果打胜仗也是罪过，那没有人会去作战。至于“军事白痴”，我想任何看过赵云明《中国的未来和战争疯狂》的人都应该知道到底谁是“军事白痴”。如果真的按他说的立刻撤换钱隆，那中国的前途就真的是全完了。
但是那时候不一样，人群中狂热的反战分子真是不少，他们聚集在大屏幕前，高声呼喝着“打倒军事独裁者”的口号，并把我们这三个唯一在场的军人围住，要我们立刻声明不参加任何“非正义战争”，“永远不到东大陆去送死”。开始我和蒋宾达还保持克制，不动声色。但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小子开始对苏娜风言风语，接下来还动手动脚，终于惹火了蒋宾达，冲了上去。以他特种兵团长的身手，这几个小流氓又哪里是他的对手，顿时被他打倒了四五个。于是四周的人群拥了上来，我们陷入了重围。好在警察及时赶到，给我们解了围。他们拘捕了几个小混混摸样的家伙，同时也带我们去警察局，说是“协助调查”，其实是录口供。我摆了军官架子，要求立刻给上海陆军总部打电话，同时告诉他们拘捕军官属于触犯军法，军队人员犯罪只有宪兵有权抓人。于是警察们软了下来，只要求我们指认了几个打头闹事的人。
等我们把一切都弄完，天已经快黑了。回到招待所，没有买到票，饥肠辘辘又垂头丧气的三个人坐在招待所的大堂里。我看到蒋宾达笔挺的军官服上被撕坏的肩章，它可笑的搭拉下来，一直垂到到上臂的部位，于是我扯扯他的袖子，指指他的肩膀。蒋宾达转头看看自己的衣服，懊恼的脸上做出一个丧气的表情，对我苦笑了一下，接着站了起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苏娜……”我吞吞吐吐的说着，“其实……你应该知道……平时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的……”说实话我真为他们感到羞耻，身为文明人，居然当街调戏一位异族的女军人，还是一位上尉军官，他们给中国人丢的脸实在是不小。
“哦……没什么。”苏娜低着头，“中国人也是人，人总归是有好有坏的。中国人里有晴姐和你这样的好人，也有象刚才这样的坏人，这很正常啊，凯尔特人也是一样的。用凯尔特谚语来说，这叫‘Rerty dugris re nile mei， torty re eilc milis’，就是这样。”她把右手搭在自己的右颊上，于是就摆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姿势。
“‘Rerty dugris re nile mei’？那是什么意思？”看到她看得很开，我松了一口气，一想到我们在为这些人渣拼命打仗，心里多少是有些不平衡的。
“神只有一个，人却个个不同。”苏娜理着自己的头发，雪白的手指在红色的发丝间拂过，非常引人注目。
“啊……这样啊……相当于中国的‘一样米养百样人’……对了，我一直想问你，那天在沙漠里，你跟我说的那句‘De……De Lor……’什么来着？”我敲着脑门，一时想不起那句凯尔特语的发音。
“De Lordes ta……”苏娜停了下来，望着自己的手指出神。
“对！就是这句！”我也想了起来，“这句是什么意思？”
“不要问了……”苏娜的脸忽然红起来。我想这句话一定有它特殊的含义，可惜凯尔特小队其他的队员已经全部倒在那片燥热荒凉的沙漠上，而在这位于西大陆本土的上海，要找一个精通凯尔特语的人，比找一条懂希腊语的狗还难。
“苏娜……晚上有空吗？”我忽然问道。
第三十八章
那天晚上，我和苏娜穿着便衣在淮海路的一个酒吧里喝酒。
酒吧里的人并不多，轻轻的音乐配合柔柔的灯光，是个让人感到相当惬意的环境。
这个酒吧是我在1870年那个夏天的旧游之地，于是我告诉苏娜在这里曾发生过的事情，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这里简直是一个小舞台，天天都有新剧目上演。
苏娜见过陆宾，但那是在1873年战火纷飞的圣雷吉斯，她形容说陆宾是个“瘦而有精神的人”，但是我认识的陆宾并不瘦，是脸上总带着点坏笑，好象随时随地在冒着坏水的那种家伙。但似乎到了东大陆以后他变严肃了，因为苏娜说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人开玩笑，尽管那是他在西大陆时的特技。
“你呢？”喝了几杯酒之后，把上海的旧事箱底翻得差不多了，微醺的我望着苏娜微微泛红的脸，问道。
“什么？”苏娜凝视着杯子里的红酒，酒吧里的灯
9月，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于是我给远征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请求得到集体休假的许可（不给国防部打报告的原因是国防部不可能会批准，他们正在准备裁军和退役士兵的安置）。不到3天就得到了许可的答复。于是我就带着特务团所剩的人坐船回本土。在上海港登陆以后，我宣布就地解散，30天后还是在此地集合。
站在上海港的码头上，我觉得一种回到家的感慨。1870年9月，我从这里离开西大陆，时隔5年，我又从这里回到西大陆。望着没什么大变化的码头，回想起这5年间的经历，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
蒋宾达是重庆人，跟我顺路，而苏娜则是彻头彻尾的东大陆人，她并没有地方去，于是就跟着我一起走。我们在上海逗留了一天，住在陆军招待所。
虽然军队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但陆军招待所的规模没有什么改变。苏娜初到中国本土，对她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于是一路上她都一直在望着车窗外的街景。作为中国最大进出口港和商业中心的上海，繁华的程度自然不是在沙漠边上的圣雷吉斯能够比拟的，苏娜睁大了眼睛，明显是被眼前的繁华和壮丽所震惊了。
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而且又在上海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我而言更多的则是唏嘘。上海的每条主要的商业街上都有我和慧留下的身影，旧地重来，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当初在这里携手同游的四个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孑然一身，形单影只，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糟糕。
上海的街景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不景气的表现处处可见：只有一半商店还在正常营业，路边的人流也明显减少了。人们的衣着打扮以简朴居多，一个个行色匆匆。路上几乎没有穿军服的，但是同样也几乎没有成双成对的情侣，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市面的萧条也造成了市容的破败，我看到不止一处的公用设施损坏后没有得到修理，于是变得更加破烂，路边的栏杆、扶手脏兮兮的，一看就知道久未得到保养和擦拭，这种情况在一向以重视市容著称的上海以前是根本见不到的。
路上没有多少车，我们一起很顺利的到达了陆军招待所。门口的一个似乎只有十五六岁的门岗向我行持枪注目礼，我回了礼，提着自己不大的行李袋，走进招待所的大门。
以前的上海陆军招待所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全军参加海外作战或者得到调迁令的军官都会在这中国中 阀。但是如今的中国80%的武装力量都已经部署在东大陆，这里自然是门庭冷落了。
在大堂办理了入住手续，我回过头，看到苏娜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抬头看去，看到装饰着繁复花纹和图案的藻井，原来苏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风格的天花板，第一次见到就被迷住了。
我和蒋宾达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他过去拉了苏娜一把。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陆军招待所。因为没有什么接待任务，陆军招待所的所长又跟我很熟，于是我们弄到了每人一间的特殊待遇。
我不知道其他两人如何，那一夜的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眠。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买南下的火车票。1875年8月以后，国防部连续出台了许多新规定。凡不是紧急军务和奉命，军官旅行不得乘坐飞机。这个规定作为削减军费的一条得力措施，让军事委员会的头头在报纸上很出了一回风头。同时推出的还有军队装备计划的暂缓实行（我一听到就皱了眉头，想象着钱隆在圣雷吉斯指挥部里暴跳如雷的样子）、军车汽油限额供应、削减海军出航轮次……等等一系列除了打击军队士气以外没有任何作用的办法。然后由报纸把它们吹成抑制军队规模，减少军费开支的良方和对策。
在那段时间，咒骂军队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无能堕落卑鄙肮脏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大堆对东大陆军事情况的臆测和自以为聪明的各种“和平计划”，都是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在西大陆自己舒适的家里，对着大比例地图，参考着错误百出的“前方最新战况”想出的一分不值的玩意。如果照他们的计划去做，唯一的结果就是东大陆上的几百万中国军队全部陷进地狱般的战场，而希腊军舰从此可以每天攻击中国的任何一个港口，三国的军队可以在中国领土的任何一点上登陆，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进行有力的抵抗。
议会里有几个新进的“反战议员”提出了对钱隆的不信任案，认为他“正将东大陆远征军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迟早会出现“军阀化”，并可能造成“分裂和内战”，于是要求军事委员会立即予以撤换。军事委员会总算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到自毁长城的地步，于是立刻提出了反对案，我在上海的那两天正好是议会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和蒋宾达、苏娜混在火车站大电视屏幕前的人群里，看议员们一个个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赵云明也在其中，他对钱隆的看法是“战争狂”“杀人魔王”“军事白痴”，需要政府“不假思索的加以撤换”。我觉得这三点正好说明他的无知。东大陆战争是由前军事委员会策划进行的，当时的钱隆不过是个师长，没有参与制定任何相关的计划。在东大陆钱隆以“爱兵如子”著称，至于在战争中消灭敌人，如果不消灭他们，那么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如果打胜仗也是罪过，那没有人会去作战。至于“军事白痴”，我想任何看过赵云明《中国的未来和战争疯狂》的人都应该知道到底谁是“军事白痴”。如果真的按他说的立刻撤换钱隆，那中国的前途就真的是全完了。
但是那时候不一样，人群中狂热的反战分子真是不少，他们聚集在大屏幕前，高声呼喝着“打倒军事独裁者”的口号，并把我们这三个唯一在场的军人围住，要我们立刻声明不参加任何“非正义战争”，“永远不到东大陆去送死”。开始我和蒋宾达还保持克制，不动声色。但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小子开始对苏娜风言风语，接下来还动手动脚，终于惹火了蒋宾达，冲了上去。以他特种兵团长的身手，这几个小流氓又哪里是他的对手，顿时被他打倒了四五个。于是四周的人群拥了上来，我们陷入了重围。好在警察及时赶到，给我们解了围。他们拘捕了几个小混混摸样的家伙，同时也带我们去警察局，说是“协助调查”，其实是录口供。我摆了军官架子，要求立刻给上海陆军总部打电话，同时告诉他们拘捕军官属于触犯军法，军队人员犯罪只有宪兵有权抓人。于是警察们软了下来，只要求我们指认了几个打头闹事的人。
等我们把一切都弄完，天已经快黑了。回到招待所，没有买到票，饥肠辘辘又垂头丧气的三个人坐在招待所的大堂里。我看到蒋宾达笔挺的军官服上被撕坏的肩章，它可笑的搭拉下来，一直垂到到上臂的部位，于是我扯扯他的袖子，指指他的肩膀。蒋宾达转头看看自己的衣服，懊恼的脸上做出一个丧气的表情，对我苦笑了一下，接着站了起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苏娜……”我吞吞吐吐的说着，“其实……你应该知道……平时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的……”说实话我真为他们感到羞耻，身为文明人，居然当街调戏一位异族的女军人，还是一位上尉军官，他们给中国人丢的脸实在是不小。
“哦……没什么。”苏娜低着头，“中国人也是人，人总归是有好有坏的。中国人里有晴姐和你这样的好人，也有象刚才这样的坏人，这很正常啊，凯尔特人也是一样的。用凯尔特谚语来说，这叫‘Rerty dugris re nile mei， torty re eilc milis’，就是这样。”她把右手搭在自己的右颊上，于是就摆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姿势。
“‘Rerty dugris re nile mei’？那是什么意思？”看到她看得很开，我松了一口气，一想到我们在为这些人渣拼命打仗，心里多少是有些不平衡的。
“神只有一个，人却个个不同。”苏娜理着自己的头发，雪白的手指在红色的发丝间拂过，非常引人注目。
“啊……这样啊……相当于中国的‘一样米养百样人’……对了，我一直想问你，那天在沙漠里，你跟我说的那句‘De……De Lor……’什么来着？”我敲着脑门，一时想不起那句凯尔特语的发音。
“De Lordes ta……”苏娜停了下来，望着自己的手指出神。
“对！就是这句！”我也想了起来，“这句是什么意思？”
“不要问了……”苏娜的脸忽然红起来。我想这句话一定有它特殊的含义，可惜凯尔特小队其他的队员已经全部倒在那片燥热荒凉的沙漠上，而在这位于西大陆本土的上海，要找一个精通凯尔特语的人，比找一条懂希腊语的狗还难。
“苏娜……晚上有空吗？”我忽然问道。
第三十八章
那天晚上，我和苏娜穿着便衣在淮海路的一个酒吧里喝酒。
酒吧里的人并不多，轻轻的音乐配合柔柔的灯光，是个让人感到相当惬意的环境。
这个酒吧是我在1870年那个夏天的旧游之地，于是我告诉苏娜在这里曾发生过的事情，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这里简直是一个小舞台，天天都有新剧目上演。
苏娜见过陆宾，但那是在1873年战火纷飞的圣雷吉斯，她形容说陆宾是个“瘦而有精神的人”，但是我认识的陆宾并不瘦，是脸上总带着点坏笑，好象随时随地在冒着坏水的那种家伙。但似乎到了东大陆以后他变严肃了，因为苏娜说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人开玩笑，尽管那是他在西大陆时的特技。
“你呢？”喝了几杯酒之后，把上海的旧事箱底翻得差不多了，微醺的我望着苏娜微微泛红的脸，问道。
“什么？”苏娜凝视着杯子里的红酒，酒吧里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