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39]
惜薪司，顾名思义，大抵负责管理的是皇城里烧火做饭以及取暖所需的柴禾一类的东西。虽然有些油水，然而对于其志远不仅此的魏忠贤来说，这个职位未免显得太过小儿科了些。也是他时来运转，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光宗驾崩，太子朱由校继位，一上台就循例提拔了一批东宫旧人，而魏忠贤则因为一位名叫客氏的女人的缘故，一步登天，从惜薪司哧溜一声窜进了司礼监，堂而皇之地参与到了大明朝廷的日常政务工作当中。
因为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娘，而魏忠贤则是客氏的"对食"--太监和客女们私相授受，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个就叫作对食--朱由校和他的奶娘感情很深，几乎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客氏在朱由校登基后被封作"奉圣夫人"，于是成天都在跟皇帝说着魏忠贤的这样好，那样好，朱由校听进了心里，于是不但提拔魏忠贤进司礼监当差，还赐给他的哥哥魏钊锦衣卫千户官的封爵，享受与客氏的儿子候国兴、弟弟客光先相同的待遇。
祸起东林党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至于神宗本人，因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无疑更在客观上对大臣们这种"自立门户"的行为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个朝廷里全是好人--可惜，这种情形似乎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出现过--那么东林党也就没有崛起的必要了。在万历年间，与这些清流们针锋相对的"邪恶势力"，主要是朝中的齐、楚、浙三党。其实这三党也未必见得就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进行划分，进而取用的一个比较简单与笼统的概括性称谓。东林和三党在朝中累年"争战"，互有胜负，简单地来说，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是东林占据上风，此后两派长期对峙，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三党控制朝政，但旋即因为内部矛盾出现动摇，最终又在天启初年将朝权拱手相让，自身则在东林党人的穷追猛打之下溃不成军，几至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正应了那句"邪不能胜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脱胎换骨，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了。
可惜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东林也好，三党也罢，说到底都是由于党争所催生的特殊产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热的排他性与盲目性，又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到一个扭曲的、病态的政治漩涡当中。于是所谓的正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林林总总，到这时候便不过只是裹在"党同伐异"的本质以外一层漂亮的包装纸而已，大家死不服软，抵命相拼，最终却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及至两败俱亡，捎带着，还有一个原本早已支离破碎的大明帝国，也正开始以飞旋的速度坠向彻底覆亡的无尽深渊。
所以，当《明史·宦官列传》在讲述东林党人在天启元年间的所作所为时，才会有"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的记述。为什么过激？是因为只要政见与东林党人稍有不合，就会被指斥为"邪党"，就会遭到前者无情地打压。也正因为此，《明史·崔景荣传》才会在末尾感慨说，"核定一个人的品行操守，都只以他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感情厚薄作为轻重的评判标准，这难道是正确和恰当的方式吗？"
呜呼，诚哉斯言！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当东林党人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朝堂上清算三党残余势力的时候，魏忠贤却已经在内廷之中悄然崛起。三党，以及那些原本在两派争斗当中保持中立，现在却因为"自异于东林"而面临着与三党同样下场的第三方势力，或自愿，或无奈，便大多纷然投奔到魏忠贤的旗下，以司礼监为靠山，以魏忠贤控制下的东厂及锦衣卫，向猝不及防的东林党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首当其冲的，便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叶向高。
叶向高是福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他的幼年身世颇为坎坷，母亲在临产时正巧碰上倭寇作乱，只好躲进路边的一间茅厕把他生了下来，而后"数濒死"，传闻是有神明庇佑，才幸得长大成人。其人行事光明磊落，品性宽仁忠厚，在万历年间入阁预政，一度致力于调剂群僚，缓和彼此间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紧张气氛。只不过那时候的党争之势已成必然，他叶首辅独力难当，到头来也只得接受东林与三党对立的既定事实。非但如此，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再兼他这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于是到了天启年间，世人便都将他视作东林党的政治领袖，直呼他作"叶党魁"了。
既然是党魁，一旦朝中生变，叶向高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其实早在最初，当朝中为着客氏是否应当出宫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叶向高就因为庇护力主驱逐客氏的阁臣刘一燝等人，进而和魏忠贤结下了梁子。此后但凡是朝中有人和内廷宦官们起了冲突，或者因为上议论政惹来朱由校的不满，叶向高总是第一个站起身来，替这些耿直的大臣们百般辩解，这自然又弄得魏忠贤心里疙疙瘩瘩地很不受用。等到魏公公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拿一位名叫陈良训的官员奏疏当中有"国运将终"的字句作为把柄--陈良训在疏中讥讽"权阉"，故出此语，本在情理之中--要把他送往锦衣卫诏狱严加刑讯的时候，叶向高又是不顾自家的功名利禄，竟以辞职相抗，好歹总算是给陈良训争回来了仅仅夺俸一年的处罚，魏忠贤从此便更加容不得这位叶首辅，兼带着容不得那些跟在他叶首辅身后为其摇旗呐喊的东林党人了。
紧接着，发生了震撼朝野的熊廷弼、王化贞"经、抚不合"事件。
熊廷弼是当时的辽东经略，素来和东林党人搞不到一块，天启元年六月受命出关主持边防，立即就和东林出身的广宁巡抚王化贞起了争执--前者在万历末年就曾经略辽东，也是因为受到朝中东林党人的攻讦而去职--两个人的矛盾越积越深，以至发展到了"事事龃龉"的地步。熊廷弼主守，奈何得不到旁人支持，王化贞主攻，又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渐渐把熊经略这位名义上的辽东军政一把手架成了个空壳子，自己则在广宁城中坐拥大军，进而打起了"一举荡平"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这时候应该叫后金了--的如意算盘。
所以，党争从朝堂一路争到了边防前线，这战一旦打起来，结局如何，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巡抚的美梦确也没能做得太久。天启二年（1622年）初，王化贞统率的六万大军在与后金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非但不能克敌制胜，还白白把广宁城也给搭了进去。最后亏得是熊廷弼麾下五千人冒死断后，这才好不容易拣回了一条性命。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朝廷追究相关人等"失城陷地"的罪责，可怜熊廷弼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反复说着"不能主动进攻"，这时候却也因为位列其职、难辞其咎，只好和王化贞一起蹲进了大牢。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熊廷弼也好，王化贞也罢，想必同样难逃一死了。尤其熊廷弼，平日里就是"朝士多厌恶"--士当然是东林的士--这会儿谁还会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呢？思前想后，待救不如自救，他于是拜托一位名叫汪文言的内阁官员，透过后者的关系向内廷--自然就是魏忠贤了--许愿说，愿以四万金作为代价，延缓自己的行刑日期。
这就是空口许诺，白惹麻烦--熊廷弼是个清官，哪来的四万金？纵有其事，想来也只是他情急之下走投无路，想着当时打个保票，然后再行慢慢筹措。然而魏忠贤左等右等，这一大笔"理所当然"的横财始终不见动静--汪文言是东林党人，这里面或有更深的蹊跷--顿觉受了蒙骗，"大恨"，"誓速斩廷弼"。
然而王化贞却并不着急。因为他是有人保的，虽然无罪释放几近天方夜谭，却也未必见得就真要立刻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魏忠贤催促皇帝下旨斩杀熊、王二人，叶向高便站出来与他周旋，说"案子要审明白，情况要查清楚，到底如何处置，还是等到有关调查部门的报告出来以后再行定夺才是"，朱由校一听有理，案情重大，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给了结了，于是听从了叶向高的建议，仍旧将这两位"封建大吏"收押在大牢之中静候发落。
回到魏忠贤这边。一开始，魏忠贤与叶向高，包括许多关系相处不太融洽的大臣，不过仅是私忿，还没有涉及到政党派系的范畴之中。然而东林党人太过讲究"正邪"之分，行事又多有书生意气，结果把事情越搞越坏。被他们以痛打落水狗的手段逼得走投无路的三党这时尽驱魏忠贤门下，极言"东林想对公公不利"，魏忠贤听了，难免联想到叶向高前后所为，现在连杀个"有罪"的熊廷弼都不能遂意--当然，叶向高本意为何，其实不言自明--自是深以为然，就此便定下了铲除东林党的方略。
要动手就得有机会。事情的导火索始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弹劾朝臣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招权纳贿，魏忠贤趁势将汪文言逮入诏狱，"东林之祸自此起"。全面激化则是在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24项大罪，言辞激烈，痛快淋漓，朝中百官群起响应。魏忠贤大惧，使出浑身解数向皇帝求救，自请辞去东厂提督职务，又在于御前痛哭流涕表明心迹。他的"姘头"客氏和心腹太监王体乾从旁周旋，这才化解了这场风波。杨涟告状不成，反遭罢黜，魏忠贤缓过劲来掉头反扑，"欲尽杀异己者"，操纵朝廷罢斥官员多达数十人，进而将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其实不想与魏忠贤过早正面交锋，杨涟上疏，他本不知情，一干东林党人又在事发当时邀他主持大局，认为只要首辅出马，"可决胜"。然而叶向高顾及魏忠贤终究无法轻易除掉，倒不如在这件事情上从中挽救，还能避免一场无谓的祸端。于是上疏称赞魏忠贤办事勤劳，朝廷待他又恩义极重，难免惹来旁人非议，不如请魏公公暂且搬回自己家里，避一避风头，也好保全他的名声，做个有始有终的"贤阉"。
这其实是在帮魏忠贤了，然而他并不领情。工部郎中万燝弹劾因为魏忠贤而惨遭廷杖，这回叶向高挽救不及，前者竟以廷杖丧命。又有巡城御史林汝翥当街责打行为不法的内廷太监，事后又害怕被魏忠贤拖去象万燝一样活活打死，于是弃官潜逃。太监们听说林御史是叶向高的外甥，于是一哄而入冲进叶府，摔板凳拍桌子要他把人交出来。叶向高上哪儿去给他们找人？倒是"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