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506]
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间浴室，不使用同一张寝席，不相互借还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道来，著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导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的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四、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礼范》）。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著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简至卅七节，《家礼》再削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道来，著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导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的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四、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礼范》）。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著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简至卅七节，《家礼》再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