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480]
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
34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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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
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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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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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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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
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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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