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476]
汤商伐桀，黔首安宁，汤命伊尹作《大护》之舞、《晨露》之歌，以展现其善。牧野之战，武王克商，于是命周公作《大武》。成王时，殷民叛乱，用象群为虐于东夷。周公奉命东征，驰师驱逐之，于是作《三象》，以嘉其德。相传夔开始制乐奖赏诸侯，《乐记》说：‘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
可见，儒家的所谓‘德音‘，是德治之音，是指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惟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春秋时期是乐器、乐理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由曾侯乙编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为什么孔子却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时代盛行的是新乐，是纯粹的音乐学意义上的乐。从儒家的音乐理论来判断，它们尽管华美之至，但都是昏君乱臣的作品，表现的是声色犬马的狂热，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却了音乐的灵魂，所以是衰世之乐，败坏之乐。
三、音乐通乎政
儒家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吕氏春秋·适音》也说：‘凡音乐通乎政。‘
据《礼记·王制》等文献记载，上古帝王有定期到四方巡守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述职的内容之一。《吕氏春秋·适音》也说：‘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为政以德，民风是否淳朴。发现纯正无邪的民歌，则由随行的官员记录下来，带回去推广，此即所谓‘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的民歌。相传，其中的周南、召南，就是周公和召公采风所得。
观乐为何可以知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君王是万民之主，君王的喜好，如日月经天，为万民仰望，直接影响到民风的走向，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所以，连乐器是否合于规制，都指示着国家的命运。《吕氏春秋·侈乐》批评夏桀、殷纣制作‘侈乐大鼓‘，‘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亡国之君无不如此，‘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千钟、大鼓之类，声音狂噪震动，超越了人感受音乐的生理限度，‘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在君子看来，它已经失去了乐表达人情的初衷，郑卫之声、桑间之音，都是乱国之君的所好。
由于君王的提倡，国中盛行的乐曲必然会长期影响人民的情趣，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忧思、康乐、刚毅、肃敬、慈爱、淫乱之态，正是乐声长期熏陶的结果。《乐记》说：‘志微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所以，听其乐可以知其政。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3回复此发言
2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其二，乐为心声。如果君王失政，民众流离，何来愉悦的乐曲？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乐，则何处不闻欢歌！《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听乐可以观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吕氏春秋·大乐》说，亡国戮民，并不是没有音乐，而是‘其乐不乐‘，好比死囚强歌一样，虽歌不乐；‘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所以，听听民间流传的音乐，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儒家认为，无论是观察一个国家，还是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其乐，《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四、乐内礼外
人类是动物界的一员，但又是动物界的灵长，因为人可以教育。儒家之所以重视教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通过德和礼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恰到好处。有关的义理，我们已经在‘礼缘何而起‘一节中谈过，此不赘述。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的问题。如果人的行为举止能中规中矩，但不是内心德行支配的结果，而是单纯的模仿，则教育的目的仅仅完成一半，而且是非主要的一半。儒家认为，只有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规范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
乐与礼是内外相成的关系，《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淫‘是过头的意思）。郭店楚简中有《五行》一篇，谈及人的内心与行为的关系时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知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作者用类似排比的句式谈及，人的仁、义、礼、知、圣五行有两种状态，一是‘形于内‘，即五行出自于内心；二是‘不形于内‘，即五行不出自内心。作者认为，仁、义、礼、知、圣五行只有形于内，才能称为‘德之行‘，否则只能称为‘行‘，仅仅是行为与德行恰好相符而已，内心如何则不得而知。作者说：‘德，天道也。‘符合天道的德行形之于内心，然后显露在外表，处处中节，才是真正的德行。《五行》的论述，可谓深中肯綮。《乐记》也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乐记》一篇，论述乐内礼外的文字可谓触目皆是，如：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故德辉动於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可见，礼乐并行，则君子之身内和外顺，王者之治四海清平。《乐记》特别强调执掌国政的君王的礼乐修养，要求臻于‘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表率天下，推行礼乐之道。
在儒家的理论中，礼乐对于人类，犹如天地之于万物，具有本原的意义，所以《乐记》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认为礼乐充盈于天地，合于阴阳，通于鬼神，极其高远深厚，规范着人类社会的一切。
儒家倡导教化，但并不排斥行政管理和法律纠劾。事实上，并非人人都能接受教育。抗拒教育者行为势必出格，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在规劝无效之后，必须用政和刑的手段令其就范。因此，儒家将礼、乐、政、刑四者并提，主张教化与行政管理结合，用政、刑保证礼乐的推行。《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所以，我们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要有全面的认识。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3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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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自古以来，在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政治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或主张严刑竣法，或主张经济控制，或主张无为而治，或主张求诸神灵。儒家倡导德治主义，主张通过礼乐对人实行温和的教化政策，使人心向善，纯化社会风气，从而求得长治久安。在礼乐教化的谋略中，儒家尤其注重乐的作用，是为儒家治国思想的重要特色。
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所以《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子夏向魏文侯谈乐教时，引用了《诗经·大雅·板》‘诱民孔易‘一句，‘诱‘是诱导的意思，‘孔‘是非常，子夏认为，要教化民众，用乐来诱导最为容易。可谓入木三分的见解。所以《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如前所述，儒家的治国思想基于人的性情。用歌舞宣泄情感是尽人皆有的本能，应该尊重。但是，人性的宣泄必须合理，不足或过度，都不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安定，也不符合天道。《乐记》说，‘人不耐（能）无乐，乐不耐（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能）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先王制乐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快乐有节制，合于天道；又说，儒家的‘立乐之方‘（建立乐教的宗旨），是要‘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让民众在健康的音乐中接受德的熏陶。离开这一认识，人与禽兽就没有了区别。《吕氏春秋·适音》说，‘先王必托於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寓教于乐。
儒家十分注重乐教的形式与内涵的结合，《乐记》谈到，一部完整的乐章，应该‘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箫管‘，‘以著万物之理‘。琴瑟、箫管是乐器，干戚、羽毛是道具，可以丰富乐的表现力，使听者乐于接受，难以忘怀。乐舞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万物之理‘，尽管祭祀、宴饮等不同场合的乐舞主题各异，但宗旨都是诱民走向仁义的境地。所以，《乐记》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上古时代，每年春秋，各乡都要举行以尊老养贤为宗旨的‘乡饮酒礼‘，席间要演奏或歌唱《诗经》的许多篇章，每篇都寓意深远。先由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说的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接着笙
可见，儒家的所谓‘德音‘，是德治之音，是指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惟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春秋时期是乐器、乐理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由曾侯乙编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为什么孔子却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时代盛行的是新乐，是纯粹的音乐学意义上的乐。从儒家的音乐理论来判断，它们尽管华美之至，但都是昏君乱臣的作品，表现的是声色犬马的狂热，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却了音乐的灵魂，所以是衰世之乐，败坏之乐。
三、音乐通乎政
儒家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吕氏春秋·适音》也说：‘凡音乐通乎政。‘
据《礼记·王制》等文献记载，上古帝王有定期到四方巡守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述职的内容之一。《吕氏春秋·适音》也说：‘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为政以德，民风是否淳朴。发现纯正无邪的民歌，则由随行的官员记录下来，带回去推广，此即所谓‘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的民歌。相传，其中的周南、召南，就是周公和召公采风所得。
观乐为何可以知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君王是万民之主，君王的喜好，如日月经天，为万民仰望，直接影响到民风的走向，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所以，连乐器是否合于规制，都指示着国家的命运。《吕氏春秋·侈乐》批评夏桀、殷纣制作‘侈乐大鼓‘，‘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亡国之君无不如此，‘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千钟、大鼓之类，声音狂噪震动，超越了人感受音乐的生理限度，‘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在君子看来，它已经失去了乐表达人情的初衷，郑卫之声、桑间之音，都是乱国之君的所好。
由于君王的提倡，国中盛行的乐曲必然会长期影响人民的情趣，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忧思、康乐、刚毅、肃敬、慈爱、淫乱之态，正是乐声长期熏陶的结果。《乐记》说：‘志微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所以，听其乐可以知其政。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3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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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乐为心声。如果君王失政，民众流离，何来愉悦的乐曲？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乐，则何处不闻欢歌！《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听乐可以观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吕氏春秋·大乐》说，亡国戮民，并不是没有音乐，而是‘其乐不乐‘，好比死囚强歌一样，虽歌不乐；‘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所以，听听民间流传的音乐，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儒家认为，无论是观察一个国家，还是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其乐，《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四、乐内礼外
人类是动物界的一员，但又是动物界的灵长，因为人可以教育。儒家之所以重视教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通过德和礼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恰到好处。有关的义理，我们已经在‘礼缘何而起‘一节中谈过，此不赘述。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的问题。如果人的行为举止能中规中矩，但不是内心德行支配的结果，而是单纯的模仿，则教育的目的仅仅完成一半，而且是非主要的一半。儒家认为，只有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规范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
乐与礼是内外相成的关系，《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淫‘是过头的意思）。郭店楚简中有《五行》一篇，谈及人的内心与行为的关系时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知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作者用类似排比的句式谈及，人的仁、义、礼、知、圣五行有两种状态，一是‘形于内‘，即五行出自于内心；二是‘不形于内‘，即五行不出自内心。作者认为，仁、义、礼、知、圣五行只有形于内，才能称为‘德之行‘，否则只能称为‘行‘，仅仅是行为与德行恰好相符而已，内心如何则不得而知。作者说：‘德，天道也。‘符合天道的德行形之于内心，然后显露在外表，处处中节，才是真正的德行。《五行》的论述，可谓深中肯綮。《乐记》也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乐记》一篇，论述乐内礼外的文字可谓触目皆是，如：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故德辉动於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可见，礼乐并行，则君子之身内和外顺，王者之治四海清平。《乐记》特别强调执掌国政的君王的礼乐修养，要求臻于‘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表率天下，推行礼乐之道。
在儒家的理论中，礼乐对于人类，犹如天地之于万物，具有本原的意义，所以《乐记》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认为礼乐充盈于天地，合于阴阳，通于鬼神，极其高远深厚，规范着人类社会的一切。
儒家倡导教化，但并不排斥行政管理和法律纠劾。事实上，并非人人都能接受教育。抗拒教育者行为势必出格，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在规劝无效之后，必须用政和刑的手段令其就范。因此，儒家将礼、乐、政、刑四者并提，主张教化与行政管理结合，用政、刑保证礼乐的推行。《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所以，我们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要有全面的认识。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3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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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自古以来，在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政治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或主张严刑竣法，或主张经济控制，或主张无为而治，或主张求诸神灵。儒家倡导德治主义，主张通过礼乐对人实行温和的教化政策，使人心向善，纯化社会风气，从而求得长治久安。在礼乐教化的谋略中，儒家尤其注重乐的作用，是为儒家治国思想的重要特色。
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所以《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子夏向魏文侯谈乐教时，引用了《诗经·大雅·板》‘诱民孔易‘一句，‘诱‘是诱导的意思，‘孔‘是非常，子夏认为，要教化民众，用乐来诱导最为容易。可谓入木三分的见解。所以《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如前所述，儒家的治国思想基于人的性情。用歌舞宣泄情感是尽人皆有的本能，应该尊重。但是，人性的宣泄必须合理，不足或过度，都不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安定，也不符合天道。《乐记》说，‘人不耐（能）无乐，乐不耐（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能）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先王制乐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快乐有节制，合于天道；又说，儒家的‘立乐之方‘（建立乐教的宗旨），是要‘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让民众在健康的音乐中接受德的熏陶。离开这一认识，人与禽兽就没有了区别。《吕氏春秋·适音》说，‘先王必托於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寓教于乐。
儒家十分注重乐教的形式与内涵的结合，《乐记》谈到，一部完整的乐章，应该‘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箫管‘，‘以著万物之理‘。琴瑟、箫管是乐器，干戚、羽毛是道具，可以丰富乐的表现力，使听者乐于接受，难以忘怀。乐舞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万物之理‘，尽管祭祀、宴饮等不同场合的乐舞主题各异，但宗旨都是诱民走向仁义的境地。所以，《乐记》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上古时代，每年春秋，各乡都要举行以尊老养贤为宗旨的‘乡饮酒礼‘，席间要演奏或歌唱《诗经》的许多篇章，每篇都寓意深远。先由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说的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接着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