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450]
元前六三八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去世后，儿子们争权内乱，以致桓公的尸体生了蛆都没人管。但桓公毕竟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早在十三年前就将准备让其继位的公子昭托付给了当时刚继宋国君位的年青的宋襄公。此时，宋襄公看到齐国内乱，于是遍邀诸侯为子昭定君位，以完成齐桓公的嘱托。虽最终只集合了三个小国的兵马，但却顺利的帮齐国稳定了局面。回来后，宋襄公为了天下能保持长久的安定，邀请齐、楚来宋协商诸侯会盟事宜，在去边城盂地会议前，宋国大臣都劝襄公带些兵马以防万一。襄公说：“我们会盟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打仗，怎么自己倒带军队去呢？”结果在会上因不同意楚成王做盟主，竟被对方给强行绑了驾。后又因这次绑驾受到郑国的恶意羞辱引发战争，终与援郑楚军刀兵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楚泓（hóng）水之战。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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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规模或展示了什么独特的战争艺术，而是来于宋襄公对战争的态度，及这态度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宋是小国，与楚这样的大国交战本就处于劣势，若按战争原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需抓住对手的错误，或诱使、迫使对手出现错误，才能达到战役目的。所以，当楚军依仗人多势众，无视对岸严阵以待的宋军，大白天就敢乱哄哄渡河时，宋军主将就想趁其人马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击半渡之旅。”当楚军全部过河，正乱糟糟的整队排阵时，宋军主将又建议抓住这最后机会，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古人作战，击鼓为进，鸣金为退。等楚军完全准备停当，一鼓作气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过来的时侯，战争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连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差点作了俘虏。从此之后，宋襄公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宋襄公没有做过哪怕是一天名义上的盟主，反而为此丧师辱国，贻笑大方，但在《春秋》中，却备受孔子推崇，因此，他的名字才被列入了春秋五霸中，是紧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这是为什么？
宋襄公回国后，受到多方指责：一说他不该以小国之力争霸主；二说他不该受小辱而起刀兵；三说他不该以弱宋对强楚；四说他不该释半渡而不击；五说他不该放乌合而丧全师。但宋襄公却对这种种责怪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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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隘阻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二毛”指两种颜色的毛发，“不擒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君子”指谁？谁有这基本的人性就指谁。
“古之为军也”，说明这些原则不是宋襄公制定的，而是先人一直如此。
隘，是山水之险；阻，是守卫，阻击；不以隘阻，就是不仗恃着有什么高山大河或茫茫海峡作依凭，就咋咋唬唬，惹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当先人学会了用土筑墙后，“城”这种东西，也成了用于防守、阻击的人为之“隘”。显然，“不以隘阻”，也包括不以城坚守固而逞强逞脸。
悲哀的是，没人支持宋襄公。宋国大夫子鱼针对宋襄公对众人意见的否定，就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
“您这是不懂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有险可阻，有乱可乘，此乃天助，凭此尚怕不能取胜。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假如怜惜受伤的人，那就干脆不伤；如果怜悯上年纪的人，那就干脆投降。作战就是利用战机，为什么不能以险隘挫敌呢？击鼓就是为了进攻，为什么不能攻击未列之敌呢？”
子鱼的话不对吗？完全对。转自铁血http://www.tiexue.net/
那是襄公错了吗？也没错。
子鱼是在以战争原则谈战争，襄公则是在以政治原则谈战争。仅以原则对原则，谁都没有错。但如果子鱼能明白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抛开政治原则谈战争原则，那他的战争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原则。而政治一旦失去了指导战争原则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维护政治原则的能力。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原则的政治，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接受战争的原则，以战争的原则替代政治的原则。
而失去了政治原则指导的战争原则，其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发掘人的兽性，把人变成野兽！此时，谁都可能吃人或被人吃的。
岳飞与宋高宗（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岳飞什么人？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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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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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持议和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这在他三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下达的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若说卖国，别人卖了或许能换些富贵，你说这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即使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荣宠有加，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要这样的话，这卖与不卖对大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还是做宰相，这卖与不卖对秦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看法，高宗赵构在他的父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往金国后，重组政权时的国策，除了组织北伐，救回父兄，恢复国土，雪洗国耻外，似乎也没别的事可干，或不该干别的事。这不仅是今人的看法，也确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反映的就是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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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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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你说是李纲的反对迁都正确呢？还是高宗的建都江南正确呢？高宗选择放弃中原四京（北京大名、西京洛阳），远避扬州的决定，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吗？
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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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规模或展示了什么独特的战争艺术，而是来于宋襄公对战争的态度，及这态度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宋是小国，与楚这样的大国交战本就处于劣势，若按战争原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需抓住对手的错误，或诱使、迫使对手出现错误，才能达到战役目的。所以，当楚军依仗人多势众，无视对岸严阵以待的宋军，大白天就敢乱哄哄渡河时，宋军主将就想趁其人马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击半渡之旅。”当楚军全部过河，正乱糟糟的整队排阵时，宋军主将又建议抓住这最后机会，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古人作战，击鼓为进，鸣金为退。等楚军完全准备停当，一鼓作气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过来的时侯，战争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连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差点作了俘虏。从此之后，宋襄公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宋襄公没有做过哪怕是一天名义上的盟主，反而为此丧师辱国，贻笑大方，但在《春秋》中，却备受孔子推崇，因此，他的名字才被列入了春秋五霸中，是紧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这是为什么？
宋襄公回国后，受到多方指责：一说他不该以小国之力争霸主；二说他不该受小辱而起刀兵；三说他不该以弱宋对强楚；四说他不该释半渡而不击；五说他不该放乌合而丧全师。但宋襄公却对这种种责怪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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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隘阻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二毛”指两种颜色的毛发，“不擒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君子”指谁？谁有这基本的人性就指谁。
“古之为军也”，说明这些原则不是宋襄公制定的，而是先人一直如此。
隘，是山水之险；阻，是守卫，阻击；不以隘阻，就是不仗恃着有什么高山大河或茫茫海峡作依凭，就咋咋唬唬，惹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当先人学会了用土筑墙后，“城”这种东西，也成了用于防守、阻击的人为之“隘”。显然，“不以隘阻”，也包括不以城坚守固而逞强逞脸。
悲哀的是，没人支持宋襄公。宋国大夫子鱼针对宋襄公对众人意见的否定，就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
“您这是不懂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有险可阻，有乱可乘，此乃天助，凭此尚怕不能取胜。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假如怜惜受伤的人，那就干脆不伤；如果怜悯上年纪的人，那就干脆投降。作战就是利用战机，为什么不能以险隘挫敌呢？击鼓就是为了进攻，为什么不能攻击未列之敌呢？”
子鱼的话不对吗？完全对。转自铁血http://www.tiexue.net/
那是襄公错了吗？也没错。
子鱼是在以战争原则谈战争，襄公则是在以政治原则谈战争。仅以原则对原则，谁都没有错。但如果子鱼能明白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抛开政治原则谈战争原则，那他的战争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原则。而政治一旦失去了指导战争原则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维护政治原则的能力。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原则的政治，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接受战争的原则，以战争的原则替代政治的原则。
而失去了政治原则指导的战争原则，其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发掘人的兽性，把人变成野兽！此时，谁都可能吃人或被人吃的。
岳飞与宋高宗（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岳飞什么人？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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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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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持议和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这在他三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下达的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若说卖国，别人卖了或许能换些富贵，你说这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即使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荣宠有加，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要这样的话，这卖与不卖对大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还是做宰相，这卖与不卖对秦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看法，高宗赵构在他的父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往金国后，重组政权时的国策，除了组织北伐，救回父兄，恢复国土，雪洗国耻外，似乎也没别的事可干，或不该干别的事。这不仅是今人的看法，也确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反映的就是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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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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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