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439]
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
。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
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U悠书盟 UUtxT.COM 诠文自坂阅牍
煮酒论史 经学与周礼
什么叫‘经学’?_
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古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
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
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作者佚名。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一、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
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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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经学与周礼
什么叫‘经学’?_
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古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
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
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作者佚名。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一、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