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395]
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后汉书·赵广汉列传》)。有的豪强利用赡养鳏寡孤独的古老传统，还居心叵测地侵吞孤弱族人的财产。如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后汉书》83／73)。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汉书·循吏传》)。第五访为张掖太守，遇到荒年，‘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敞‘，郡吏认为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后汉书》76／66)。事实说明，太凡能够较好安排人民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秩序就比较安定，生产也就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封建国家对于人民‘养生‘与‘送死‘的关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封建国家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之所以要采取赈恤贫民和鳏寡孤独的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本文在分析汉代各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消费时，没有涉及皇室的消费。实际上，无论是‘养生‘或‘送死‘，皇室生活消费的奢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贵族、官吏和地主。而这些消费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剥削的基础上的。封建国家可以对农民的‘养生‘与‘送死‘表示关怀，但它决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哀帝时‘鲍宣上书言‘民有七亡‘，其中三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繇役，失农桑时‘(《汉书·鲍宣传》)，都与封建宫府的剥削压迫有关。桓、灵二帝虽多次下令赈给贫民，恤葬死者，但恰恰是他们在位时，‘亩敛税钱‘，‘亩税十钱‘(《后汉书·桓帝纪·张让列传》)，加重了农民的田租负担。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有些人真诚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但‘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就连封建国家对贫苦农民有限的赈济，也常常由于一些官吏上下其手而完全变了样。和帝永元五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鬻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窍，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后汉书·和帝纪》)。可见许多地方贫民不但没有从赈济得到实惠，反而受到很大的骚扰。
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消费结构基本上都可以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汉代的家庭消费，除了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生存消费和享乐消费之外，本来还应该包括发展消费，即人们为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劳动能力的消费，如接受教育和培训技能所支付的费用等等。由于篇幅限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从略了。
对汉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养生‘与‘送死‘消费的分析表明，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下，都很难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对于他们来说，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都是无缘的。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榣役和频仍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困境。无论是家族和宗族的互助，或是封建国家的赈恤，都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贵族、官吏和地主并不从事生产，他们依靠剥削收入，不仅生前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死后还要挥霍大量的物质财富。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最少，而非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却最多，这种情况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嫁妻鬻子、流离沟壑时，社会生产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书·贡禹传》)。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了。
滺優書擝 ｕＵtxt。coＭ 荃纹子扳月读
煮酒论史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官制等级
东汉的中央政府，还是以三公九卿组织而成的。但在新皇帝即位之时，则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揽政务。光武躬政，以尚书台总领纪纲，职无不统。御史台也合并在少府下面。侍中在西汉本是加官，到东汉设立侍中寺，献帝时给事黄门也并入侍中寺，成为少府下面的一个机构。西汉时，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上公，而东汉则仅有太傅一人，也称上公。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录尚书事这一官称创始于西汉。上公之下是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司空所部。东汉九卿之长均加“卿”字，其秩皆中二千石。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东汉的地方官，仍沿袭西汉旧制，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置。东汉划天下为十二州，每州置刺史1人，其首都所属之州，设司隶校尉1人，司隶校尉属吏有从事史12人；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功曹从事，主州部选署官吏及一应事务；别驾从事，凡校尉巡察州部时，则奉引，并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如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掌兵事。此外，还有郡国从事，每郡国各1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由州自行辟除，通为百石。又有假左25人，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掌州正门。门功曹书佐掌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1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用，每年换一次。司隶校尉所部之外的十二州，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改州牧为刺史。刺史常以每年八月巡察所部郡国，录囚徒，课殿最。西汉的刺史，本是中央派遣的一种视察官，他们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原非固定的行政官吏。但到东汉时，刺史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每年遣吏向司徒府汇报。西汉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东汉光武不任三公，权归刺史，有所劾奏，便加黜退，刺史权威愈重。其属吏皆有从事史，假佐，人员与司隶略同，但无都官从事，以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又改刺史为州牧。自此以后，刺史就由中央派遣的视察官，一变而为地方行政官。东汉的地方行政，也由郡县的二级制，一变而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还有中尉1人，皆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1人，仆1人，皆千石。郎中令是掌王、大夫及郎中等宿卫官，还有仆1人，仆主车及驭。又有治书，六百石，如尚书。谒者，四百石，随王所使。又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百官志》又云：“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侯国置相1人，如县令长，不臣于侯，但须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食封千户以上者，置家丞、庶子各1人，不满千户者，不置家丞。县侯、乡侯、亭侯之封，为东汉所创设，但东汉侯王不过徒拥虚号，权力已远远不如西汉了。其所属封国的政治，皆由中央所派之傅相主持，而所谓王侯傅相其实就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
列郡，每郡置太守1人，二千石。因东汉建都洛阳，河南郡为京畿所在地，故称河南尹。其地位高于太守。河南尹奉朝请如九卿，秩中二千石。每郡置丞1人，掌治民，郡在边地的，又有长史1人，掌兵马，皆六百石。又有郡司马，在长史之下（都尉下也有司马，二者不可混同）。王国之相、列卿太守皆掌治民，进贤能，除奸猾，春行所属县，劝民农桑，赈救贫乏。秋冬遣文无害吏（公平正直，无所枉害），审讯囚犯，使罪当其法，无所冤滥。对属官课其殿最。西汉有郡都尉，比二千石，治郡兵，备盗贼，东汉以郡都尉并于太守，可见东汉太守不仅听郡政，并且典郡兵了。所以东汉的太守又称“郡将”。但在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且有分县，掌治其民，比于小郡。
郡太守置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即掌任用迁转与记录功过）；有五官掾署，理功曹及诸曹事；有五部督邮书掾，以监督所属各县；有门亭长1人，主府门；有主记室
封建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养生‘和‘送死‘负有关怀的责任，也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这六项养民措施，可以说是国家在安排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之职能的一种体现．汉代有养老的制度。《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铺之糜粥。‘汉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根据文帝的旨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叉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武帝元狩四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东汉皇帝多次赐鳏、寡、孤、独、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粟，每次或人三斛，或人五斛。对于贫困无以葬者，国家通常也要加以抚恤。如前引哀帝赐河南、颖川灾民死者棺钱，人三千，安帝赐京师贫无以葬者人五千。叉如桓帝建和三年，以‘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诏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以宫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后汉书·桓帝纪》)。
汉代一些所谓循吏，其政绩主要就是劝课农桑和安排好人民的生活。如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同时还‘开仓廪假贫民‘，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颖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汉书·循吏传》)。第五访为张掖太守，遇到荒年，‘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敞‘，郡吏认为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后汉书》76／66)。事实说明，太凡能够较好安排人民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秩序就比较安定，生产也就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封建国家对于人民‘养生‘与‘送死‘的关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封建国家在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政权，它之所以要采取赈恤贫民和鳏寡孤独的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本文在分析汉代各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消费时，没有涉及皇室的消费。实际上，无论是‘养生‘或‘送死‘，皇室生活消费的奢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贵族、官吏和地主。而这些消费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剥削的基础上的。封建国家可以对农民的‘养生‘与‘送死‘表示关怀，但它决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哀帝时‘鲍宣上书言‘民有七亡‘，其中三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繇役，失农桑时‘(《汉书·鲍宣传》)，都与封建宫府的剥削压迫有关。桓、灵二帝虽多次下令赈给贫民，恤葬死者，但恰恰是他们在位时，‘亩敛税钱‘，‘亩税十钱‘(《后汉书·桓帝纪·张让列传》)，加重了农民的田租负担。统治阶级中虽然也有些人真诚地关心人民的疾苦，但‘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就连封建国家对贫苦农民有限的赈济，也常常由于一些官吏上下其手而完全变了样。和帝永元五年诏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鬻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窍，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后汉书·和帝纪》)。可见许多地方贫民不但没有从赈济得到实惠，反而受到很大的骚扰。
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消费结构基本上都可以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乐消费。汉代的家庭消费，除了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生存消费和享乐消费之外，本来还应该包括发展消费，即人们为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劳动能力的消费，如接受教育和培训技能所支付的费用等等。由于篇幅限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从略了。
对汉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养生‘与‘送死‘消费的分析表明，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下，都很难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对于他们来说，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都是无缘的。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榣役和频仍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困境。无论是家族和宗族的互助，或是封建国家的赈恤，都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贵族、官吏和地主并不从事生产，他们依靠剥削收入，不仅生前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死后还要挥霍大量的物质财富。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最少，而非生产者取得的消费份额却最多，这种情况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广大农民由于饥寒交迫而嫁妻鬻子、流离沟壑时，社会生产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书·贡禹传》)。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了。
滺優書擝 ｕＵtxt。coＭ 荃纹子扳月读
煮酒论史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官制等级
东汉的中央政府，还是以三公九卿组织而成的。但在新皇帝即位之时，则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揽政务。光武躬政，以尚书台总领纪纲，职无不统。御史台也合并在少府下面。侍中在西汉本是加官，到东汉设立侍中寺，献帝时给事黄门也并入侍中寺，成为少府下面的一个机构。西汉时，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上公，而东汉则仅有太傅一人，也称上公。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录尚书事这一官称创始于西汉。上公之下是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司空所部。东汉九卿之长均加“卿”字，其秩皆中二千石。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东汉的地方官，仍沿袭西汉旧制，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置。东汉划天下为十二州，每州置刺史1人，其首都所属之州，设司隶校尉1人，司隶校尉属吏有从事史12人；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功曹从事，主州部选署官吏及一应事务；别驾从事，凡校尉巡察州部时，则奉引，并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如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掌兵事。此外，还有郡国从事，每郡国各1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由州自行辟除，通为百石。又有假左25人，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掌州正门。门功曹书佐掌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1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用，每年换一次。司隶校尉所部之外的十二州，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改州牧为刺史。刺史常以每年八月巡察所部郡国，录囚徒，课殿最。西汉的刺史，本是中央派遣的一种视察官，他们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原非固定的行政官吏。但到东汉时，刺史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每年遣吏向司徒府汇报。西汉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东汉光武不任三公，权归刺史，有所劾奏，便加黜退，刺史权威愈重。其属吏皆有从事史，假佐，人员与司隶略同，但无都官从事，以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又改刺史为州牧。自此以后，刺史就由中央派遣的视察官，一变而为地方行政官。东汉的地方行政，也由郡县的二级制，一变而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还有中尉1人，皆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1人，仆1人，皆千石。郎中令是掌王、大夫及郎中等宿卫官，还有仆1人，仆主车及驭。又有治书，六百石，如尚书。谒者，四百石，随王所使。又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百官志》又云：“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侯国置相1人，如县令长，不臣于侯，但须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食封千户以上者，置家丞、庶子各1人，不满千户者，不置家丞。县侯、乡侯、亭侯之封，为东汉所创设，但东汉侯王不过徒拥虚号，权力已远远不如西汉了。其所属封国的政治，皆由中央所派之傅相主持，而所谓王侯傅相其实就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
列郡，每郡置太守1人，二千石。因东汉建都洛阳，河南郡为京畿所在地，故称河南尹。其地位高于太守。河南尹奉朝请如九卿，秩中二千石。每郡置丞1人，掌治民，郡在边地的，又有长史1人，掌兵马，皆六百石。又有郡司马，在长史之下（都尉下也有司马，二者不可混同）。王国之相、列卿太守皆掌治民，进贤能，除奸猾，春行所属县，劝民农桑，赈救贫乏。秋冬遣文无害吏（公平正直，无所枉害），审讯囚犯，使罪当其法，无所冤滥。对属官课其殿最。西汉有郡都尉，比二千石，治郡兵，备盗贼，东汉以郡都尉并于太守，可见东汉太守不仅听郡政，并且典郡兵了。所以东汉的太守又称“郡将”。但在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且有分县，掌治其民，比于小郡。
郡太守置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即掌任用迁转与记录功过）；有五官掾署，理功曹及诸曹事；有五部督邮书掾，以监督所属各县；有门亭长1人，主府门；有主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