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373]
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文艺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⑴《百卷本中国全史_中国秦汉军事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国古代兵制》黄水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⑶《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历史的秘密》系列丛书[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编
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迈克尔_霍华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记》卷十_孝文本纪
⑻、⑿《史记》卷一一一_卫将军骠骑列传
⑼、⑽、⑾、⒇、(22)《史记》卷一一○_匈奴列传
⒀、⒁、⒂《汉书》卷六_武帝纪
⒃《汉书》卷七_昭帝纪
⒄《史记》卷七_项羽本纪
⒅《史记》卷一○九_李将军列传
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记》卷八_高祖本纪
(23)、(26)《汉书》卷四九_爰盎晁错传
(24)、(25)《后汉书》卷一_光武帝纪
(27)、(28)《后汉书》卷一八_吴盖陈臧列传
(29)《中亚东部的游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_哈尔马塔主编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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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⑴《百卷本中国全史_中国秦汉军事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国古代兵制》黄水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⑶《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历史的秘密》系列丛书[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编
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迈克尔_霍华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记》卷十_孝文本纪
⑻、⑿《史记》卷一一一_卫将军骠骑列传
⑼、⑽、⑾、⒇、(22)《史记》卷一一○_匈奴列传
⒀、⒁、⒂《汉书》卷六_武帝纪
⒃《汉书》卷七_昭帝纪
⒄《史记》卷七_项羽本纪
⒅《史记》卷一○九_李将军列传
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记》卷八_高祖本纪
(23)、(26)《汉书》卷四九_爰盎晁错传
(24)、(25)《后汉书》卷一_光武帝纪
(27)、(28)《后汉书》卷一八_吴盖陈臧列传
(29)《中亚东部的游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_哈尔马塔主编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
优优書萌 ｕｕTｘt。CＯｍ 铨文自板粤镀
煮酒论史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